开篇:国史编撰,两千年传承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自汉代司马迁编撰《史记》以来,接下来每个朝代,都有一个惯例,那就是编撰前朝国史。例如,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汉书》,南北朝史学家范晔编撰《后汉书》,唐朝编撰《隋书》等等。明朝建立之后,洪武二年,朱元璋安排宋濂等人编撰《元史》。清朝顺治二年,设立明史馆,开始编撰《明史》。历朝历代,都把编撰前朝国史作为文化传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对比,同为文明古国的印度,因为没有修史的惯例,导致很多历史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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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编修前朝史书:
第一,以史为鉴,编史书,知兴衰,后人只有总结前人的经验和教训,才能在历史潮流中避免重蹈覆辙。
第二,虽然每朝都修了自己的“实录”,但大多都是称颂本朝的功德,避重就轻。由后朝来编修前朝的史书,相对客观。
第三,编修史书,能够彰显一个朝代的繁盛。这和朱棣编修《永乐大典》,以及乾隆编修《四库全书》的初衷有诸多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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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浅谈康熙朝的第一大案——明史案】在2000多年的传承中,后朝修的“国史”和本朝修的“实录”结合,成了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史料。由《史记》到清朝编撰的《明史》,二十四史见证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厚重,它们已经成了民族的瑰宝。除了二十四史,还有许多“非官方”的史书,对历史的贡献也非常之大。然而,史书的编撰,并非一帆风顺,由此引发的流血事件更是数不胜数。例如,清朝康熙年间,发生了著名的“明史案”,这也被人称为康熙朝的第一大案。
公与私:相互补充,非一家之言虽然上文说道,后朝编撰前朝的国史,但也有区别,例如,司马迁、班固等人所处的时期,史学家修史属于私修,并不是以朝廷的名义。而到了隋唐时期,朝廷开始介入修史书,从此,修史书由私变公,性质变了,形式并没有变。
但这就引发了另一个问题:朝廷编修的史书,肯定多在维护自身的利益,所以难免对诸如改朝换代的事情上做一些“美化”,因此有一些民间历史学者认为不妥,所以打算再私编一部。或者民间历史学者本身有强烈的编修史书的愿望,得不到朝廷的支持,便多方收集资料,以个人名义编撰。
举个例子:清朝时期,为了编修《明史》,动用了大量的人手,前后经历九十多年才完成。而明末清初的历史学家谷应泰,自己编撰了一部《明史纪事本末》,这本史书有三个特点,第一,它不是纪传体史书;第二,他成书时间比《明史》要早;第三,他属于私修史书。但这本书在史学界评价很高,一直是研究明史的必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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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明史纪事本末》是站在清朝统治者的角度来编撰的,所以被顺治帝认可。但有另一本关于明朝的史书,就没有这么幸运的,这本书名叫《明书辑略》(又称《明史辑略》),因为这本书引发的“明史案”,前后有一千多人丧命。
书成:朱氏遗稿,庄廷鑨续著明朝天启年间,大学士、内阁首辅朱国祯被魏忠贤所弹劾,称病告老还乡。在家中,朱国祯潜心著作,编修了《明史概》等本朝史书,这本书当时基本已经完成,因为朱国祯死于崇祯六年,所以这本书并没有编撰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的事迹。因此,这份“朱氏遗稿”算是不完整的“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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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初年,浙江南浔(湖州)一位叫庄廷鑨的富家子弟,勤学苦读,曾入国子监。但后来双目失明。他身残志坚,想效仿春秋时期的先贤左丘明,也想写一部属于自己的“左传”,而且,他手中正好有朱国祯的《明史概》遗稿。原来,明朝灭亡后,朱国祯的后人生活窘迫,把这份遗稿抵押给了庄廷鑨,而且多年来,朱氏后人并没有赎回。庄廷鑨想靠编书实现自己的价值,同时,也想让自己名留青史。因此,庄廷鑨便招揽当地的才子们,以“朱氏遗稿”为基础,稍作修改和增补,完成了一本鸿篇巨著——《明书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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