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对比明清两代翰林院制度，浅谈清朝在翰林院的三大“创新”( 四 ) 明清两代|浅谈|制度|三大|翰林院|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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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为何会如此强化翰林的入值侍班制度呢？从本质上说，有两方原因：
其一，清军入关后，顺治、康熙两位皇帝冲龄即位，在继位之初，各方面学识智慧都不算超群，他们需要更多的翰林儒生们进行日常辅导，所谓“选博学之人辅导，讲究文义” 。
其二，皇帝发布诏令、谕旨等代表着最高权力，因此字字句句都需要熟悉儒学的大臣来斟酌，翰林院有精力、有能力来胜任这份工作，因此才让翰林院入值侍班。
以上两个原因，同时也说明了入值侍班最初的两个目的，第一是辅导帝王学习、第二是做皇帝的文书，帮皇帝起草诏令等。
随着入值侍班制度的发展，到了康熙时期，又形成了独特的“南书房”，以高士奇、张英二位翰林大臣入南书房为标志，清朝翰林院入值制度发展到了高潮。此时的“南书房”，已经不是普通的“入值侍班”，而是作为康熙执政的智囊和私人秘书了。据《养吉斋丛录》云：
章疏票拟，主之内阁；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若特颁诏旨，由南书房翰林视草。可见，最初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南书房翰林三者分工明确，南书房地位虽然特殊，但其本质上还是翰林入值侍班制度的升华。
创新（三）：推动翰林院的政治地位自明朝明英宗之后，虽然有“非翰林不入内阁”的说法，这仅仅说明了内阁成员都来自翰林，但并不能说明翰林官员的普遍地位。清朝康熙时期，随着儒学成为清朝官方的主导文化，经筵日讲和入值侍班都得到高度的重视和强化，从事这些工作的翰林们地位相比前朝，明显提高。他们因为常伴皇帝左右，而得到皇帝的信任。以熊赐履和李光地为例。
熊赐履在翰林院人掌院学士四年，屡次主持经筵日讲，就被提拔为武英殿大学士，直入内阁。凭借给康熙讲课，就能迅速成为朝廷大员，这种情况十分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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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地是康熙最为信任的汉臣之一，康熙二十五年，李光地人翰林院掌院院士，开始入值侍班，因此得到康熙的赏识，后来李光地官至文渊阁大学士。
另外，再如高士奇，此人出身低微，因为才华出众，被康熙以翰林的身份召入南书房，成为一时之权臣。
再对比明朝时期的翰林院，《词林典故》云：
翰林院迁官始自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经局,循至学士。其转则吏部尚书、侍郎,以至内阁，不及他途。也就是说，明朝时期，翰林官员虽然有升迁的途径，甚至可以位极宰辅，但这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翰林学子，空耗半生，没有机会成为侍郎、尚书、内阁宰辅，也就沉寂下来。有明一朝，翰林官员的地位普遍不高。同样的道理，在《啸亭续录》中说的更加直白：
明代设翰林院于东长安门外，视之与部院等，坐耗俸禄，毫无一事，惟以为入阁之阶。可见，明代翰林院官员，除了个别入阁的，很多资源都浪费了。他们只能“空耗俸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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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因为翰林学子不仅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晋升为侍郎、尚书、大学士等要职，更有“经筵日讲”和“入值侍班”等机会接触到帝王，仕途上机会更多。
究其原因，清朝翰林院的政治地位提高，有三点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一，因民族原因，清朝统治者对汉臣的使用并非随心所欲，但需要借助才华出众的汉臣来辅佐自己，而才华出众的汉臣大多出自翰林院，所以翰林们在这方面有诸多优势。
第二，因“经筵日讲”和“入值侍班”等制度的建立和强化，翰林官员接触皇帝的机会变多，不仅皇帝从翰林院提拔官员的概率增大，同时翰林官员在仕途晋升上的偶然性也在增大，所以推动了翰林院在清朝的政治地位。
第三，清朝统治者革除了明朝翰林院的诸多弊端，提供更多的职位给翰林们，让翰林院儒生们的出路更多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