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对比明清两代翰林院制度，浅谈清朝在翰林院的三大“创新”( 三 ) 明清两代|浅谈|制度|三大|翰林院|老年|

伏祈择满汉词臣朝夕进讲，则圣德日进，而治化益光矣。之后在顺治五年和顺治八年，汉臣们又多次上奏，强烈提议举行经筵大典。到了顺治九年，终于确定了经筵日讲制度。到了康熙九年，翰林学士熊赐履在翰林院为康熙进讲《道千乘之国》《务民之义》等经典，让康熙非常受用，当即“大喜，随命取经筵日讲仪注以进”，同年，康熙下旨：
“帝王图治，必稽古典学，以咨启沃之益。经筵日讲，允属大典，宜即举行。尔部详察典例，择吉具仪奏闻。”（出自《清圣祖实录》）至此，经筵日讲制度走向高峰，康熙几乎每月都要听几次课，以提高自己的儒家涵养和治国理论基础。从此之后，清朝的经筵日讲制度，也逐渐成了清朝帝王培养教育之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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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筵日讲制度对清朝的封建统治意义重大，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培养清朝帝王的儒学素养。
清朝统治者出自关外，清军入关后，其统治理念和中原主流的儒学文化截然不同。培养和提高清朝帝王的儒学素养，对清帝理解汉文化、治理汉族百姓至关重要。
第二，完成满洲传统政治到封建儒家制度的过渡。
爱新觉罗家族从关外的牛录制度，过渡到八旗制度、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等，采取的都是满洲独有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和传统的儒家思想并不完全相融。因此融入传统的儒家制度，是统治全国的必要条件。而经筵日讲制度，完成了满洲传统政治到封建儒家制度的过渡。
第三，缓和满汉冲突，促进民族融合。
清朝顺治、康熙年间，统治者入中原不久，因习俗、文化等不同，酿成满汉冲突。经筵日讲制度促进了满洲统治者了解汉族文化，对缓和满汉冲突，促进民族融合起了推动作用。
清朝之所以会如此重视经筵日讲制度，实际上有三点原因，而且缺一不可：
其一，顺治、康熙两位皇帝登基时，皆是幼年，可塑性极强。所以，不管是满洲宗室还是汉族大臣，如果想要国运昌隆、国君大有作为，必须要做好帝王的教育。
其二，因为经筵日讲大多以汉族儒学为主要内容，而清朝初期汉族大臣的地位并不高。因此，很多汉族大臣希望通过此举，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时维护和皇帝的关系。
其三，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满汉文化冲突严重，政治上也十分需要通过经筵日讲来缓和文化矛盾。
总体来说，经筵日讲制度虽然并非清朝所创，但清朝因为独特的历史背，却对这一制度空前重视，并且加以系统化的改造，使经筵日讲成为清朝翰林院的一个 “创新”之一。
创新（二）：强化翰林院“入值侍班”制度在清朝初年，翰林院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入值侍班”，强化翰林院“入值侍班”制度，是清朝翰林院的另外一个“创新”。
所谓“入值侍班”，实际上就是让若干名有学识的翰林文臣按班次陪伴在皇帝身旁，随时扈从，供皇帝咨询，充当智囊和文书等职务。和经筵日讲相比，入值侍班让翰林官员有更大、更实际的权力。
早在皇太极登基不久，天聪三年，就已经有文臣入职皇太极的书房，当时称为书房官，例如当时著名的汉臣范文程就曾是皇太极的书房官。到了顺治年间，翰林院（或内三院）的大学士和学士们已经有入值的情况存在，只是当时还未形成制度。据《词林典故》记载：
顺治十年冬，命内院大学士、学士于太和门更番入值。到了顺治十六年，翰林院入职制度正式确立了入值侍班制度，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曰：
顺治十七年六月谕:“翰林院各官，原系文学侍从之臣，分班直宿，以备顾问……令翰林官直宿，联不时召见顾问，兼以观其学术才品。”当时入值侍班的基本情况是：从翰林院抽取读学士、讲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3人，编、检各6人，合计24人，分为三班，轮流入值在顺势身旁。这样，每班有读学士、讲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一人，编、检各2人，共8人。入值侍班制度从此延续多年，并且声势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