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聋发聩|《甲午殇思》读后之思:三句振聋发聩的警醒


 振聋发聩|《甲午殇思》读后之思:三句振聋发聩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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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葛维屏
《甲午殇思》是一本文章合集。厚厚的一本,拿到手里,翻看首篇,我就觉得自己的血开始上涌,第一篇文章(就是刘亚洲将军写的第一篇)读毕,我已经浮想联翩,情不能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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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是一个我们太熟悉的概念。小时候就看过电影《甲午风云》,对那场壮怀激烈而又以惨败告终的战争留下深刻的印象。前几年,我们到威海去参观,当时正值下雨,窗外是沉郁的一片,在那种平静的气息里,我当时想的却是多少年前的甲午留下的震撼人心的余波,令我时刻感受到夹杂着悲壮、夹杂着心痛的波动。岁月轮回,又到了甲午年,2014年电视上有一部四集电视片,叫《甲午甲午》,断断续续地看了一部分,它的片名,令我想到了中国近代史另一个令人心痛的节点,表现这段史实的,也有一部电影,叫《南京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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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甲午甲午》的片名,很显然是脱胎于《南京南京》。为什么两个作品的名字,都用了回声般的叹息的重叠?我想,这并不是偶然为之,这两者之间呈现出互为因果的对应。“甲午”是一个时间概念,而“南京”则是一个地域名词,但它们在历史上,都记载着我们今天依然挥之不去的民族之痛,而细究下来,这个民族之痛的制造者,都是我们身边的近邻日本。对这两个时间与空间的概念的回味,一个单个的词组无法表达它们在我们的心灵深处的沉重,只有以回声的方式,加重在我们心灵中的份量,我们才能体味到它们的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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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与南京大屠杀之间,相隔43年(1894—1937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年这个甲子年相隔65年,比较一下,前面的四十三年,中国一直在屠杀复屠杀的悲惨哀号中挣扎,而后一个六十五年,却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和平飞翔的年代。是什么中止了中国历史上的悲惨血痕?答案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今天我们能够有一种沉痛而理智的心态,来回顾甲午之殇,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了足够的强大及足够的民族自信,对历史的创伤,才能予以正视,予以总结(试想一下,如果在伊拉克、在阿富汗,能够有那种回顾的从容吗?)。那么今天的社会是如何扼制了上上世纪的甲午的历史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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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午殇思》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在刘亚洲将军的第一篇文章中,他引用的核心思路,是福泽谕吉的一段话。刘亚洲是我喜欢的一个作家,他当年写的小说《两代风流》曾以英雄主义的昂扬让我读得字字珠矶。他自述年轻的时候手抄《斯巴达克思》并效仿出中国的第一部英雄小说《陈胜》可以让人感受到他的内心里对战争与英雄的膜拜。在这里,他引用的福泽谕吉的话为: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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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站在和平的基石上反思历史的血痕,正是这里提出的第一条:人心的改变。可以说,从甲午之后,中国的仁人士志一直在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出现,给中国注入了一种现代的新兴的思想,中国才有了翻地覆地的文化。共产党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它立足于人心的改变,引进了先进的思想武装——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从此面貌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