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隋唐五代史》：陈寅恪史学思想指导下的中国断代史( 二 )

阶级论是否有它的合理性与解释性？我想到著名学者李零曾经说过，在所有的关于“论语”的评注中，他认为文革期间，用阶级斗争观点去论述“论语”的那本注释本，恰恰是一本最点明真相的范本（大意）。可见，用阶级斗争史观去洞察历史，能够很好地放置史料，排列臧否，直捣黄龙，而绝不会留下模棱两可的盲点与“留作以后讨论”的字样。而有趣的是，恰恰在《隋唐五代史》这本书中，作者往往在关键处，会用“究竟如何，值得讨论”的躲避法，把作者的真知灼见用一句话连头带尾掐去了，作为历史学家，这未免太过谨慎了。对历史的探讨性研究，我想，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会在心中生成自己的个人看法，现在用一句“哈哈哈”式的岔开手段，撂挑子不题，总归是一种缺少担当的表现，哪怕你在这里提出你的一点个人设想，都能够给予读者一定的启发，所以为了防止自己误入雷区、踩错炸弹而王顾左右而言它，实在是学者研究的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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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
《隋唐五代史》作者的这句话，就是“注意统治群体内部不同文化张力” ，可以看出，作者是把阶级差异置于一边，不再提及了，作者关注的是“统治群体内部的差异” ，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段的外在冲突，在作者的书中并没有深入涉及。
在这样的思路之下，作者从陈寅恪那里继承了一个“地域性的政治集团” ，来解释隋唐时代的王朝变迁、权力绞杀及政治推演，应该说是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隋唐五代史》提出：北周、隋、唐三代皇室均出于“关陇集团” ，所谓“关陇集团” ，是“宇文泰以‘形鲜卑、实汉化’政策融合关陇区域内鲜卑六镇族群以及其他胡汉土著，使之成为一个不可分离的集团，不但物质上处于同一利害关系，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源之信仰，受同一文化之熏习，此即所谓‘关陇集团’ 。”（P2）
这样，在阶级论眼里看到的阶级斗争导致的改朝换代，在这种血缘关系考量的观念烛照下， “其实只是政权在同一集团的不同家族间易手换位。”（P3）
作者进一步引申道：“从文化史观看来，李唐取代蜕变的杨隋（主要是隋炀帝）如同为关陇集团清理门户，而周、隋、唐三代更替亦不妨视为宫廷政变。”这一观点来自于《剑桥中国隋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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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陇集团之外，作者还认为有一个“山东豪杰”集团，这两个集团组成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武力集团（P34）。这两个集团，在隋末动乱中，结成了统一战线，共同结束了隋炀帝的统治，遏止了他和南方士人协力襄进的文化冒进趋势。
一句话，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联起手来，对付“南方士人”集团，作者用文化分类、地域分类阐述了隋唐时代的动乱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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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武后称帝，在作者看来，是对关陇集团的“致命一击” ，而她的所作所为，得到了山东集团的支持，由此“李唐王朝的统治人群由关陇集团蜕变成了李武韦杨婚姻集团”（P170）。
应该说，作者用统治集团的内部集团之说，梳理了整个隋唐史，像阶级论一样，也能自成其说，自圆其说，能够撑技与提拎起整个隋唐时代的历史史实。
《隋唐五代史》以统治集团内部族群来划分冲突与斗争的锋面，其实在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也有所述及。我找到了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其中提到：“唐太宗想造成以唐宗室和大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以便于李氏的长远统治。”其动机是制造一个“以宗室为首、功臣和关中士族为重要辅佐、山东和南方士族为次等辅佐的新统治集团” 。可见，这本新中国通史的新意，与旧中国通史之间还是有着某种遥相呼应的成分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