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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余江
我的父亲是一位朴素、善良的老人，他与新中国同年诞生，也常以此为荣。他亲历了大生产、大跃进、支持“四化”建设，吃过大锅饭、也享受到了分田到户的喜悦；他目睹并参与了新中国由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巨大转变过程，且正在经历着新中国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变革时代。每当我问及父亲近期还需要添置些什么的时候，他总是微笑地对我说：啥都不缺，只要你们好好的，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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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父亲兄弟三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成婚后每户拥有一间的土胚房，在农村叫“厦子”或“偏厦”，这一住就是十余年。生活中，常因在同一口井里打水、吃水而争吵过，为砍树留下的枝枝叶叶拿去烧柴做饭而争论过，这些鸡毛蒜皮的零星碎事充斥着了本来就贫瘠的生活。生存物资基本依靠自产自出，想要吃什么就在地里提前种什么，误以为“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会很容易，曾料想老天不下雨会旱，下多了会涝，节气好、农活本领高才会有个好收成。要是运气不佳，萝卜和萝卜缨子就成了一个冬天的主食，什么凉拌萝卜丝、油泼萝卜丝、萝卜片、萝卜块、萝卜汤，腌萝卜，还有萝卜缨子浆水菜，整个一场盛大的“萝卜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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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些还算是一道道像样的菜，要是年景不好，地里没产出，这样紧巴巴挨过了冬天，等到春暖花开，村头的那棵老榆钱树下，可能会是“人满为患”。因为那颗长了几十年的老榆树从上到下都是可以吃的，饥饿的人们为此已经“垂涎欲滴”地等待了整整一个冬天，这时，已不分老小，尽锐而出。你看，树下的几个人，穿着还没换季的臃肿的大棉袄、大棉裤，有些身体强壮的人腰间还扎着很粗的腰带，腰带垂下的两条好似扭秧歌的布条不停随人的走动而欢快地扭动着，他们个个身段稍显滑稽，但动作一点也不迟缓，更觉灵巧。有带好工具来的，也有在现场紧张制作夹具的，父亲是提前准备好的，那是用了几年的竹竿，很结实。那时，一根三、四米长的竹竿握在父亲手里，他用刀奋力向竹竿顶端劈去，一下不行再来一刀，划开后“一分为二”，然后卡住一根短些的粗铁丝，再抽出刀子，用尼龙绳绕个结实，五花大绑的把铁丝捆在竹竿的夹缝里，这样，趁手的夹具就做成了。接下来只有大展身手，才能为各自争夺更多的食物，一些没有夹具的年轻小伙子，三三两两像猴子一样爬上树梢，紧紧依偎在竹竿都难以达到的地方，一手抓着顺手的树干，一手直接去摘下尽可能够得着的“榆钱”，不时也会往自己嘴里塞些以满足贪吃的胃口。也有一些掉落的榆钱，成了树下小孩子争抢、捡拾的“战利品”。不堪疼痛的榆钱树因此摇摇摆摆、晃晃悠悠，有些老人会在树下朝着树上的年轻小伙喊：别再摘啦！留下明年还要长呢，都摘完了，明年就甭吃了。听劝的小伙快速的下了树，不听劝还要多摘些才肯下树。当然，父亲和我还有大哥也是尽可能摘的多些，然后回家做顿好吃的榆钱麦饭，这是一年当中的第二样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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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第一样大餐当属“大肉臊子”了，这也是每一位陕西人的最爱。当时，大肉臊子是逢年过节时才有的美味，而且家里一次只买了两、三斤大肉，做成臊子后也就一大碗而已，但这足够维持近两个月。平时吃面条时给锅里加上几勺子，炒菜都是只放大油，肉块很少，没像现在肉臊子里有大块的肉、大块的排骨，可以放开了吃。或许仅仅是臊子的香气就可以让普通的饭菜摇身一变成为美味佳肴，村子里要是有人家做大肉臊子，那么整条街处于下风口的人都会跑出来问，谁家在做大肉臊子呢？还不忘狠狠地吸上几口，享受地感叹道：哎呀！香死了。每当这个时候，小孩子都会循着香味找到是哪一家，然后跑回家说给父母听，有时也会哭着嚷着要父母买肉做肉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