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他为何是元代“能画者第一”——山水诗画与元代多民族文化认同高克恭|山水|元代|民族文化|诗画

作者：陈博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山水诗画，顾名思义是指以山水为题材的诗歌创作和绘画创作，在诗画合璧之前，山水诗和山水画分属两个相对独立的审美体系。作为文艺创作的审美对象，山水在玄学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到诗人画家们的充分关注，产生了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人和以宗炳为代表的山水画理论家。宗炳将自然山水与作家的怡情悦性紧密结合在一起，进一步提升了山水画的“畅神”功能。
随着诗画艺术的发展，二者相互交融的情况越来越多，特别是题画诗的广泛创作，使“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成为宋元时代的审美风尚。北宋山水画大家郭熙正是通过对古典诗词的涵咏来体悟诗性思维，激发创作兴致。而元代诗人善题画，画家善写诗，也成为那个时代普遍的文艺现象。
元代是中华民族大规模交往交流交融的时期，对于持有不同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山水诗画是超越语言差异、加强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也是各民族共享的一种中华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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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横秀岭图高克恭/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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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图绢本郭熙/绘
西域人高克恭是元初有名的民族诗人画家，时人王士熙在题记他的《青山白云图》时说：“其作山水，人家多有之，珍藏十袭，其价甚高，为大元能画者第一”。（《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四十七画卷十七）明初诗人张羽在《临房山小幅感而作》诗中，更将高克恭与赵孟頫相提并论，他说：“近代丹青谁最豪，南有赵魏北有高。”（《静居集》卷三）可见高克恭声名确实非同一般。高克恭深受华夏文明的熏陶，除了外在体貌还保留着西域民族的特征外，其志趣与爱好已然与华夏文人融为一体。诗画艺术是促成民族认同的因素之一。作为呈现作家心性的载体，诗歌与绘画的直观性与抒情性最能打通民族间的差异，从而实现多民族文化认同。高克恭是较早奔赴南方任职的色目官员，江南山水的秀美与清丽深深吸引了这位诗人，仰慕高克恭的书法家邓文原在《故太中大夫刑部尚书高公行状》中写道：“在杭爱其山水清丽，公退即命僮挈榼，杖屦适山中，世虑冰释，竟日忘归。”（《巴西集》卷下）对大自然的热爱与留恋，大概是每个民族都无法割舍的情怀，在各民族的诗歌或格言中，我们经常会读到以自然万物为意向的情感或智慧的表达。如藏族的《萨迦格言》：“智者是学问的宝藏，他们拥有智慧格言；大海是江河的归宿，百川都会奔向大海。”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原文化中的山水审美便融入了丰富的人文意蕴，流连山水间，不仅可以追思往来，颐神养气，还有助于培养诗情画意。高克恭的诗与画在人类共有情感基础上，得到江南山水的滋养，呈现了独特的古君子之风。在复古思潮浓郁的江南文坛，南方士人看重共同的兴趣与雅致，所以高克恭的才情与创作被接受、推崇，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浙东士人柳贯在《跋鲜于伯几与仇彦中小帖》中说：“故游仕于南，而最爱钱塘山水者，予及识其五人焉，曰李仲芳、高彦敬、梁贡父、鲜于伯几、郭祐之。仲芳、彦敬兴至时，作竹石林峦，伯几行草书入能品，贡父、祐之与三君俱嗜吟，喜鉴定法书、名画、古器物，而吴越之士因之引重亦数人。”（《柳贯诗文集》卷十八）北人南仕或南人北仕，是元初平定南方之际，元廷经略江南的一种政治需要。这种政策客观上促进了南北士人群体的频繁交流，而交流的重要载体之一便是诗文书画。对于高克恭而言，他的山水诗画成为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语言。大德元年，高克恭借助酒兴挥毫泼墨，为钱塘诗人画家仇远画了一幅《山村图》，此图元气淋漓，天真烂漫，引起仇远、周密等人长久的共鸣，仇诗说：“高侯丘壑胸，知我志幽独，为写隐居图，寒溪入空谷。”周诗说：“何当赋归田，初志遂所惬。”（《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四十七画卷十七）山水林泉之趣，关联着士人深深的隐逸情怀。隐逸在中国文化生态中代表着一股“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清流，而在私人生活领域则是一种闲散与适意，不管哪一种方式，都体现为对高尚道德的不懈追求和自我修行。观想山水诗画，体味的虽是自然灵趣，但收获的却是“高尚其事”的文人风雅。然而，正是这种雅趣凝聚了元代多民族间的文化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