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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马平
成都有一条帘官公所街,和中国上千年的科举制度有关。据说,古时候为了加强科举考试过程中的保密工作,阅卷官哪怕开一下门也必须挂上垂帘,由此,索性把管理考场、批阅考卷等与科举考试相关的官员统称为“帘官”。如今,这条名字略显拗口的街上有一所党校,我曾两度在那里接受培训,而胡斌老师在那里工作已经十九年。我第二次在那里做学员时,他是教务处长,兼任我们的班主任。我后来问过他,当时他为什么选我当组长,他说,他读过我的作品,对我的印象不错。
【 父亲|荐书|马平:战士、老师和文学的“帘官”——写在《人生也能写到高音C》前面】他看上去是那样老成持重,我对他的印象更不错。我近两年才知道,这位温文尔雅的老师并非科班出身,还没满十八岁就当兵上了云南前线。他以战士的形象在战火中开启了他的人生,后来考上军校,转业以后为干部的成长服务。最近几年,他以其十年磨一剑的潜心准备,闪电出击,攻城略池,业余创作的文学作品不断在各类报刊发表并获奖,又以作家的形象开辟了他的新天地。现在,他又以其兵贵神速,第一部散文集《人生也能写到高音C》就要出版了。
至此,他出色地完成了战士、老师和作家三张名片的定制和叠印。他迅速成为一个人缘极好的文学朋友,他那血与火、教与学的生涯却让人知之不多。这就像一棵树,我们还来不及为其盘点所经历的风雨,人家就呼啦啦爆出一大团新绿,让我们忽略了树根的艰深和树干的苍劲。
我的这位老师,就是从米仓山走出来的一棵树,而不仅仅是飘过来的某一片叶子。他的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今天依然活得硬朗健旺。他在《父亲》里写到了他的根,和父亲一起深扎在家乡那一片红色土地上。他认为,老兵父亲是一棵大树,而他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枝梢。我们也由此看到,他父亲身上的血性和勇气,传达到他身上以后,已经变成了刚性和韧性,朝气和硬气。
他在《年少去边关》结尾时说,他上军校前那段岁月,刻在他“心中那块石头上”。那块石头,是坚定不移的,是风雨无悔的,更是刻骨铭心的。那块石头,刻得下他的一段岁月,却刻不下他无尽的追忆和情思。
他在《二舅》结尾处,面对志愿军群体雕像,“敬了一个肃穆的军礼。”一个老兵应该有甚至必须有的这个标准举动,让我看到了一个战士的身影。他以战士的勇敢面对他时而起立时而卧倒的二舅,也以战士的眼光打量另一个战士。同时,我们也在一个侧面打量他,看到了他穿着军装的飒爽英姿,也从他对二舅的体恤之中,看到了他脱下军装时的不舍。
当一个人在同一条街上行走近二十年的时候,他的生活无疑是与稳定、祥和、恬适这样的词连在一起的。他转业到了地方,留在了大都市。我初见他时,他的端方谨肃让我在想象中给他的年龄加了码,这倒不是说他生得有些着急,而是他身上的学究气一上来就给他的年龄加了分。事实上,他当时和现在一样,还相当年轻,至少比我年轻许多,只不过一直维持着老师的标准形象罢了。组长总会有些工作需要向班主任汇报,但我们的交流只限于学习和工作,此外好像并没有过别的什么交流。
我甚至都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知道他热爱文学,并且已经开始创作了。
胡斌当年去当兵是敲锣打鼓的,但他后来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却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倒是让我想起了“帘官”,他大概在创作时,出一下门都要挂上垂帘,生怕走漏了什么。一个经历过军事机密考验的战士,一个能在心里藏住一个班学员履历的老师,要让业余文学创作隐蔽起来,自然不在话下。但是,我与他深交后很快知道,他在文学创作上刻意保持的一种低调,其实是他的一种顾虑,除了担心让人诟病不务正业,更重要的,他是觉得自己写得不够好。
我差不多看了他的全部作品,我说,你比很多人都写得好。我说,在文学创作的一些方面,你依然是我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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