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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著有《崇有论》。裴顾认为:“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这就是说:“无”不能生“有”;“有”是自生的。“有”之所以自生,是由于“有”的本体是“有”,即是物质。这里,他阐明了宇宙的本体是物质,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何晏、王弼的唯心主义的“贵无论”作了有力地批判。郭象虽认为物是“块然自生”的,但由于他是“玄学”中人,未直接指出“自生而必体有”,而是曲曲折折谈到的;而裴顾便进了一步,明确指出“自生而必体有”。其实,魏晋之际,有位唯物论者杨泉,河南商丘人,他早已科学地论断:“立天地者,水也;成天地者,气也。”(《太平御览》《天部》二引杨泉《物理论》)指出天地的成立就是由于水与气,这物质性的东西,正说明“自生而必体有”。裴顾为了阐明“自生而必体有”的唯物论观点,曾举例说:“心”不是“事”,但“制事必由于心”-必定要开动脑筋想;可是,不能用“制事以非事”,即用制作事物的“心”不是事物为理由,把“心”说成是“无”,说它不是物质的实体。同样的,“匠”不是“器”,但“制器必须于匠”,即制造事物必须要有工匠;不能因为“制事以非事”,“谓匠非有也”,即不能用制造器物的工匠本身不是事物为理由,把工匠说成是“非有”,说成不是物质实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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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面举的例子,裴顾说明:行将作成的“事”与“器”固为物质的实体,而作成此“事”此“器”的“心”与“匠”,也是物质的实体,既为物质的实体,就不能说“有生于无”了。所以他的结论是:“济有者,皆有也”,一只有物质性的东西才能产生出物质性的东西来;而决不是由什么精神的东西-“虚无”而产生出物质性的东西来。裴顾之反对“贵无”而倡导“崇有”,认为“贵无”不能“绥理群生”,即不能安定和治理广大人民群众。所以,要从“崇有”中回到现实,要认识到“欲不可绝”,即人是有物质的欲望的,不能绝灭人的欲望,要解决这一切现实的问题。从这方面说,这是好的,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实际上,他见到“理既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循”,即看到要统治现实社会中被奴役的人民群众并非“无为”的说教所能循伏,为了不致“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把封建社会中的长幼次序、贵贱等级都废除掉或搞混乱了,就要反对“贵无”、主张“崇有”。从裴顾看来,当时社会上所以弄到“礼制弗存”,封建“名教”不起作用,是由于“贵无贱有”的思想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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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就是说,如果对“有”不重视,结果必然放弃现实社会的规章制度,对违反封建秩序的事情也轻于防范,大家都不遵守封建礼制,这样就变成“无以为政”,封建统治也维持不下去了。(以上引文见《晋书·裴顾传》)所以他提出要做到:“人知厥务,各守其所,下无越分之臣,然后治道可隆,颂声能举。”《群书治要》引《晋书·百官志》)就是要人人各守本分,不要以下犯上,造统治阶级的反,这样就天下太平了。结语从这里可以看出,裴顾倡导“崇有”,为的是要从“崇有”中拉回到现实的“名教”中来,要维护“名教”,发挥“名教”的钳制作用。这里暴露了他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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