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觉醒来天都黑了的感觉有点儿空洞，心好像缺了一个口，亟待被填补。此时读言叔夏，就像取了夜幕披在身上，登时被黑暗包围。矛盾的情绪油然而生：鲜有人不向往光明与温暖，可黑暗也是一种保护色。言叔夏，80后当代作家，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获博士学位。她的老师郝誊翔对她评价极高：“在我教书十多年所遇见的学生之中，言叔夏实在是最优秀的一位。当然，我也不乏看过才华横溢的青年，但却没有人如她一般，即使蜷缩在角落，仍难以掩抑上天赋予她的光辉。”她拥有从人世的杂芜里，凝出透亮的诗来的灵气与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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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诗化的散文与修辞的拓展《白马走过天亮》作为一本散文集，呈现出诗化倾向，尤其是朦胧诗的特征。言叔夏这样描述梦给她的启示：“我是一个布偶破了一个洞，一边行走就一边从肚子里不断掉出棉花屑。那布偶极爱转弯，那转弯的弧度极美，那倾斜就是一种正确，那棉花屑，沿路不断掉落就宛如秘密的雪。”（《尺八痴人》）与他人曾经的亲密联系被她比作马：“我一匹一匹地丢掉那些马，我一匹一匹将它们推进海中，那些马在海中就都变成了海牛，变成了那年哥伦布在迷航中遇见的美人鱼头。”（《马纬度无风带》）谈及未来她写道：“空白而肥大的未来，如同底片的卷轴‘唰’一声地在烈阳下拉开，大片大片的曝光于反白。你日日死过一回又日日复活，日日走一遍相同的街道轨迹生活的路线，日日用同一个马克杯喝水。日日复习那个一说再说的故事……”（《千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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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的意象群落，跳跃式的叙述，大量运用隐喻、象征、通感、拟人等表现手法，让想象空间延展再延展。不同于平铺直叙和文字白描，言叔夏以主观真实代替客观真实，以情感逻辑代替客观逻辑，这种“借镜于现代诗”的散文写作路径被黄锦树教授称为“修辞的拓展”。这种散文写作路径从形式上看是张扬，从内容上则是隐匿，她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下暴露自我以及触碰伤口，但是胸中积郁又不吐不快，于是为它们蒙上了半透明的纱幔或者作符号化处理。“我书写不是为了我表演，又或者我是表演罢，是因为我不愿意直视那伤口。”（《辩术之城》）纱幔之下、符号背后藏着叠加的伤口、撕裂的疼痛，它们是“我”成长轨迹中不和谐的家庭关系、辗转流离的求学生涯、缺席的父亲、有精神疾患且憎恨父亲的母亲、步步紧逼的讨债人、玩弄感情的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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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以脆弱而病态的形象在书中屡屡出现，服用大量安眠药，将死兔子塞进冰箱、和食用肉冷冻在一起，在阴暗的房间里反复看租来的录像带，动过带孩子跳海的念头……她哭着对“我”说：“对不起啊真是对不起，不应该把你生下来，该让你去做别人家的小孩……”（《月亮一宫人》）她笑着对“我”说：“长得一点都不像我生的，像是后面眷村抱回来的外省囝仔。”（《阁楼上的疯女人》）她以成人方式训导“我”：“不要轻易把心交出去……”（《月亮一宫人》）字里行间不乏母爱，却将惊恐、害怕、负罪、离群的种子钉在了“我”的心上，让“我”陷入自我怀疑：“我所面对的，何尝只是一个世界？一整个世界都是母亲的歉意。啊，真的有一个人会永远地爱我？像母亲一样地爱着我？”（《月亮一宫人》）让“我”陷入自我否定：“生我者因我而负罪，我的存在，究竟算得上是什么呢？是一个指责吗？”（《月亮一宫人》）还有一部分情感走向了恨：“克莉斯蒂娃说母亲我是你的呕吐物。你生下了我就吐出了我。是遗弃的动作？被呕吐的感觉？还是恨的其实是那只生我的子宫？”（《月亮一宫人》）这恨中羼杂了迷惘，悲哀如“我”甚至搞不清楚应该恨的对象。原生家庭的影响往往根深蒂固。不乏乐观顽强的幸运儿摆脱了消极影响，但无法掩盖存在一批深受其害且难以自拔之人的事实。越是“先天不足”，后天越容易遭受外界的其他伤害，以致于错位和扭曲加剧。从言叔夏的书写里，我们清晰地感触到伤口舔血的疼痛以及她的挣扎抵抗，文字于她而言除了记录和宣泄，或许也有救赎的意义。二、主体的特征与主体性的消解在《白马走过天亮》的许多篇章里，主体是破碎的，就像拆开打乱的拼图，言叔夏刻意一个一个碎片地展现主体，阅读成为一种探秘和解谜的游戏。循着她留下的线索，我们尝试拼凑出文本中的核心主体——作者的代言人“我”，“我”有两点突出特征：一是对房间的喜爱。“很喜欢四面墙壁紧紧包围着的感觉。在房间的中央抱膝蹲坐着的时候，总觉得好像回到了遥远的地方。”（《袋虫》）房间之于“我”已是重要的亲人，成为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夜晚，我在不开灯的房间里工作着。白天，就放下厚重的窗帘睡眠。”（《袋虫》）它默默忍受“我”的混乱作息和乱堆乱放，毫无怨言。衣蛾被“我”视为插足的第三者，独占欲也是爱的表现。“我”还恼怒于衣蛾的专情，恼怒中又满含羡艳：“如果可以的话，我也真想成为像衣蛾那样的人啊！很想一直与房间相恋，直到变成了白骨为止。一百年以后，被人从墙壁的钢筋水泥里挖出来，连身体也一起埋进了这个房间。”（《袋虫》）多么炽烈的告白，揉进身体的爱，生生死死，旁人很难理解这种状似莫名的汹涌情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