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治|变种的法家法治——披了一件美丽外衣的术治( 二 )


术治之说本由来甚久,久到商鞅还没有出世,其代表人物之一叫申不害。当然,他顶着的名头也叫变法,但他在韩国变法的主线,基本上可以用''任用、监督、考核''三个词语来形容,说白了,其直接目的,只不过是为了给君王权术和阴谋找一个合法的理由罢了。更要命的是,他的这种变法只关注臣子的忠诚和勤勉,不在乎君王本身对朝堂的反馈,以致很容易落人以阴谋诡计的话柄,所以失败得也就快。
术治还有一个延伸版本,是为势治。君王高高在上,本来就已经是占据着道德法理的高地,再辅以各种阴谋算计和惩治,很容易便会在朝堂和社会上形成一种高压态势,所谓君王万岁万岁万万岁,说一不二,乾纲独断。就像明清那样,皇权无限大,百官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就连宰相在皇帝面前也都不如一只家狗。
如此,国家政权可能在短期内会比较稳固,但整个国家也会显得比较僵化和没有思想,久而久之,不仅发展比较缓慢,而且也免不了会分崩离析。
再者说,官僚们虽然因祈望俸禄而不免乞怜,但总还是稍稍希望有些尊严的,冷冰冰的高压总归让人不爽,而且朝堂之上咫尺距离,也还是需要些心灵交流的,于是法律条文,便充当了君王制拿朝臣的缓冲剂。就好比酒桌上吃饭,主位者虽然身处高位,但是也不好次次都强令硬灌,然而若是行上个酒令,则基本上就可以堵住哪怕是最不善酒者的拒绝之口。
 术治|变种的法家法治——披了一件美丽外衣的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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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术治以及其衍生品势治失败之后,所谓的法治登场了。法治之登场不是为了实行真正的法治,而是术治失灵后的一种无奈变通罢了。针对这一点,无论是君王个人还是法家人物,其实是心照不宣的。佐证之一便是商鞅之传世书籍中所列驭民五术:
即愚民:统一思想;弱民:国强民弱,治国之道,务在弱民;疲民:为民寻事看,疲于奔命,使民无暇顾及他事;辱民:一是无自尊自信,二是唆之相互检举揭发,终日生活于恐惧氛围中;贫民:除了生活必须,剥夺余银余财,人穷则志短。五者若不灵,则杀之。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
佐证之二是法家另一代表人物韩非子所讲的君王驭臣七术:
即:观察以验其忠诚;惩罚以树立君威;兑赏以鼓励其尽心;旁听以鞭策其行动;固疑以驱使臣子;明知故问以考核其诚实;反话以考验其忠君。
同时,作为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还自以为聪明地把法家划分为法治、术治和势治三个流派。其劳心劳力,倒不是为了分清你我他,而是给自己所坚持的''法治''趟平道路。
——一句话,在君王制下,你接受这样的法治不?不接受,那好,术治和势治伺候。
那可不可以拒绝君王制呢?答案是不可以,否则大逆不道伺候。
 术治|变种的法家法治——披了一件美丽外衣的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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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完全站在君王角度考虑的思维下,君王把各种权术和阴谋揉和进法文里,扬法鞭而震四方,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最终唯我而独尊。
然而,由于各级官僚是可以享有不少特权的,又或者是可以有不少弄权空间的,加之他们本身也和君王休戚与共,所以治国的最终表征便成了治民,除非他们犯了连君王也无法容忍的造反大罪。
《道德经》有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意思是天地不讲什么偏爱,在其眼里,万物都是一样的,就像脚下的刍狗,相互之间没有分别。在这里借用''刍狗''二字,其实在君王骨子里,万民或许连刍狗都不是,狗是官吏,而万民,不过是贱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