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葛剑雄：我们是否高估了民国学术？陈寅恪|葛剑雄|沿革|高估|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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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丨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原载 |《文汇报》
微信来源 | 文化纵横
【导读】近年来，“民国热”现象不时兴起。回望战事频仍、政治动荡的民国时期，中国开始形成现代学术体系，各学科都产生了影响至今的学术奠基人，其时亦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风气。这些都为公众认知中的“民国学术”染上了一层玫瑰色的想象。然而，本文作者认为，除了个别杰出人物外，民国学术总体上远没有超越清朝，而今天的总体学术水平，事实上大大超越民国时期。民国学术，到底是真发达，还是由厚古薄今的心态而产生的幻觉？本文也许能对反思这一问题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以供诸君思考。
在社会上出现“民国（小学）教材热”时，有采访人员问我：“为什么民国时的大师会编小学教材？”我告诉他，那时编教材不需要哪个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只要有出版社出就行，而出版社对编者是按印数付版税的。所以编教材的版税收入一般远高于学术著作，如果能编出一种印数高、通用时间长的教材，编者等于开发了长期的财源，何乐而不为？至于“大师”，这是现在对这些编者的称号或评介，当初编教材时，他们还不具备这样高的身份，甚至还只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
近年来，随着“民国热”的升温，一批“民国范儿”的故事流传日广，更成为影视作品的新宠。与此同时，一批民国的“学术大师”如出土文物般现身，或者被媒体重新加冕。于是在公众和年轻一代的心目中，民国期间成了大师众多、高峰林立的学术黄金时代。不过如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样的“黄金时代”的呈现并不是正常的学术史总结研究的结果或相关学术界的共识，而大多是出于媒体、网络、公众，或者是非本专业的学者、没有确切出处的“史料”、人云亦云的传闻。人们所关注的并非这些人物的学术成就，而是他们的价值观念、政治立场、社会影响，甚至风流韵事。例如，一讲到民国学术言必称陈寅恪、钱宾四（穆）的人大多并不知道陈寅恪究竟作过哪些方面的研究，往往只是看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也没有读过《国史大纲》或钱穆的其他著作。称吴宓为“大师”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哪一行的教授，只是同情的不幸遭遇，或对他单恋毛彦文的故事感兴趣。称颂徐志摩、林徽因是因为看了《人间四月天》，或知道有“太太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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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
其实，民国期间的总体学术水平如何，具体的学科或学人处于何种地位，有哪些贡献，还是得由相关的学术界作出评价，并不取决于他们的社会知名度，更不能“戏说”。影视创作可以以民国的学术人物为对象，戏说一下也无妨，但他们的真实历史和学术地位不能戏说。
那么，今天应该怎样看民国期间的学术呢？
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学术史上重要的篇章，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关键性时期，也是现代学术体系创建的阶段，各个学科几乎都产生了奠基者和创始人，并造就了一批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大师。从晚清开始，西方的自然科学（声光电化）被引进中国，在回国的早期留学生与外国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到民国期间基本形成了学科体系，建立了专门的教学和研究机构。社会科学各学科也是从西方直接或间接（如通过日本）引进并建立的。就连人文学科和中国传统的学问，也是在采用了西方的学科体系、学术规范和形式后才进入现代学术体系的，如大学的文、史、哲院、系、专业或研究所，论著的撰写、答辩、评价，学历、学位、职称的系列与评聘，学术刊物的编辑出版，学术团体的建立和发展。
以我从事的历史地理学为例，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是沿革地理，属史学的一个分支，主要是研究疆域的变化、政区与地名的沿革和黄河等水道的变迁，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尚书·禹贡》。而中国传统的“地理”也不同于现代地理学，只是了解和研究历史的工具。只是在现代地理学传入中国后，沿革地理才有了历史地理这样的发展目标，才发生了量和质的进步。上世纪30年代初，大学开的课还用“沿革地理”或“沿革史”的名称，1934年创刊的《禹贡半月刊》的英文译名还是用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中国地理沿革），但到1935年就改为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国历史地理）。50年代初侯仁之先生提出创建历史地理学的倡议，自然是接受了他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博士导师、国际历史地理学权威达比教授的学科理论和体系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