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对职业的音乐家来说,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郑小瑛早有答案:“音乐人有很多种,一种是为了自己的艺术名利而努力,一种是为了更多的人能欣赏艺术、推广艺术而努力,我选择后者。”
紧迫感从未消失过
1980年代以后,市场放开,“靡靡之音”回来了。演一场《茶花女》补助只有五元钱,香港歌星的出场费已经高达几十万、上百万。
剧院里的“腕儿”出去走穴挣钱,缺席排练,主要乐器不来,其他成员都得等下次陪练。“大家心里不高兴,干多干少都一样,我来不来都还是那点工资,你也不能开除我。”
在世界各地演出时,郑小瑛总会和当地演奏员聊天,研究国外的合同。她前后给文化部、剧院写过五个报告,主张改革,相识的新华社采访人员帮忙发过“大参考”,回音寥寥。
1997年,郑小瑛从中央歌剧院离休。“不是我累了要休息,我就是要离开那个啥事也干不成的制度,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自己干一点什么事情。”
创办“爱乐女”室内乐团曾让她获得短暂自由。成员都是志愿者,用业余时间在教室、厂矿等场合演出。由于当时民营团体政策尚未出台,即便已在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上演出过,“爱乐女”仍然面临政策上的困境,成员们愤而离去。
受邀来到厦门时,郑小瑛已经69岁了,刚做完直肠癌手术。厦门有领导打算组建交响乐团,于是有了“民办公助”的厦门爱乐乐团。
迈入下半辈子,郑小瑛开始创业了。这是她第一次做乐团管理者,人事、财务、管理都得学。她天天向上要政策,却不知该去哪个部门注册;来了很长时间,疑惑怎么没人给她发工资,慢慢才弄清楚,乐团隶属一家民营企业,要去企业报账。
厦门爱乐一度实现了郑小瑛按艺术规律办团的理想:选贤与能、竞争上岗、来去自由;为了普及大众,每周都举办“周末交响”音乐会。十五年,乐团共演出一千多场。
每年9月过生日是郑小瑛既期待又想躲的时候。88岁“米寿”那年,助理程远筹划了生日惊喜,郑小瑛一进门,满屋子人,当年的爱乐成员一共七十多人,来了五十多个。大家带着乐器,郑小瑛当场指挥了《乡村骑士》间奏曲,很多人一边演奏一边掉眼泪。程远专门制作了纪念视频,精心挑选了主题词:追随。
事实上,在离开厦门爱乐乐团之前,郑小瑛就马不停蹄地完成了《岳飞》歌剧音乐会和马勒《尘世之歌》中文版的唱片录制。“我离开了乐团,就没有地方做了,所以得赶紧。”
这种紧迫感从来没在郑小瑛的心中消失过。现在,她最重要的呼吁是“洋曲中唱”,用中文演唱西方经典歌剧。目前,国内此类演出大多采用原文版语言,中央歌剧院推出过中文版《茶花女》《卡门》《蝴蝶夫人》,重排时都改回了原版。
她和老友刘诗嵘给中央歌剧院的现任领导写了多封信,没有任何回音。刘诗嵘曾是中央歌剧院副院长,现在身体欠佳;音乐文学翻译家周枫也卧病在床,“就剩我还在扑腾了。我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能做一点就做一点。”
郑小瑛曾看过一位科学家的故事,这位科学家临死前还在电脑上打字,留下最后一点成果。“死亡掐断了他可以为人类做一点贡献的那种权利,他真是不应该死,还有那么多东西,还可以给世界。”
来源:各界杂志2020年第12期
作者:李慕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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