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灵芬告诉她,多年来,中国的音乐基础教材以简谱为主,很多孩子确实不会看五线谱。这对师生痛心疾首,“太丢人了,一个普世都会的东西,中国人不会。”
考虑再三,郑小瑛决定“亡羊补牢”,至少教他们懂得规范,孩子们会受益。学员中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学女老师,郑小瑛认为她起步太晚,但考虑到“她还想学,手上也有合唱团,在那个位置上,多少会有影响的”,还是让她加入。
这样的愿景,也是郑小瑛过往的某种写照。1955年,苏联专家杜马舍夫来华开设为期一年半的指挥班,这成为中国培养专业合唱指挥的起步。他教导大家,合唱是群众性的艺术,要求每个学生马上都去组织合唱团,很快,二十多个合唱团在北京成立,郑小瑛负责妇女、儿童和农民三个团。三十五年后,学生们邀请恩师来北京观摩中国合唱节,“几十个合唱团在一起汇报,一看手上指挥的方法,都是‘杜派’。”
杜马舍夫对最早送选的一批学生并不满意,便自顾自跑到当时还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挑人。校方人事科慌忙推荐了作曲系“三好学生”郑小瑛——她成了指挥班里唯一的女生。
郑小瑛起点高、悟性好,杜马舍夫不久便让她代教基础的视唱练耳课。她早就有“赶鸭子上架”的本领——从前在文工团,因为学过钢琴,被拱着教乐理时郑小瑛问,什么叫乐理啊?她上街淘书,发现了一本乐理普及教材,赶紧看完,第二天她就敢去上课了。因为能识谱,从开大会拉歌到成百上千人的游行,都是郑小瑛负责为大家打拍子——这是她最早无意识地“指挥”。
在音乐界,杜马舍夫不是名家,只是莫斯科国立师范艺术学院的普通教师,“你去问苏联人,没有人知道他”。由于中苏关系恶化,杜马舍夫回国后并未得到优待。郑小瑛在三十多年后看望杜马舍夫,他一直住在同一间老房子里,家里堆满了中国带回的纪念品。老师的妻子告诉她:“他现在老了,唯一的幸福,就是生活在对中国的美好回忆之中。”
指挥家要有力挽狂澜的镇定
郑小瑛从小个头高大,不到六岁就是全幼儿园最高。在女校排话剧,一直演男角,做英俊小生。她留“妹妹头”短发,起了床,甩一甩就出门。妹妹郑小维形容她,“非常男性化,完全不像一个女性”。“作为一个指挥,内心必须要坚强、自信,当着那么多人怀疑的眼光,特别女孩子,你要没有点自信,看着那些眼睛都害怕。”郑小瑛受益于这些特质,“那么多男人都看着你呢,有的是善意的,有的是等你出笑话,你就要有一种自信,通过音乐,组织、驾驭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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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期的郑小瑛
郑小瑛多年来都习惯素面朝天,演出也不例外,“反正观众看的都是背”;衣服都是朋友看不下去给她买的,而演出穿的黑色指挥服,几十年都是那几套。她极少逛商店,偶尔和老伴出去,形容自己“像刘姥姥逛大观园”,看什么都稀奇,橱窗里都漂亮。但她觉得,“那也不属于我,再好看,我也不可能买什么东西。”
她经常教导学生,指挥家要有力挽狂澜的镇定。在舞台上,谱子乱页、演员唱错,各式各样的意外常有,即便所有人都慌张,指挥不能慌。“出错了,你得马上判断问题在哪里,是带上它,还是压住它,让它归于一致?这是职业性的。”
“你是怎么战胜那些男人,站到指挥台上去的?”郑小瑛在哈佛大学讲学时曾被这样问道。她解释,将指挥作为一生之志,并不是自己追求的结果,而是一次次被挑选、被安排。
“那时,我们没有那么多个人想法,说实话。因为那是不现实的,我们的口号就是‘服从组织安排’。不追求、不幻想,派你来做什么,你就很高兴;派不到你,你也不抱怨。那个时代是这样的。”
1960年初,郑小瑛被正式选派到莫斯科进修。除在校上课之外,她还通过杜马舍夫引荐,跟随资深指挥家伊·波·巴因学习,在剧院的角落里观摩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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