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和 | 理性与历史——中西古代思想的一点异同(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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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和：《史苑学步：史学与理论探研》
第二，关于古代中国的史学的反实质主义倾向。在商代的时候，人们是很迷信鬼神的。在中国的传统文献里，就有殷人重鬼神的说法，甲骨文的材料发现以后，这一点就更加完全地被证实。在殷商末叶周人势力迅速向东扩展的时候，殷大臣祖伊对纣王提出警告，可是纣不以为然，说：“我生不有命在天？”坚信天命始终不变地是属于他的。结果殷为周所灭， “天命”（实际上就是政权或天子的地位）发生了转移，从殷人手中转移到周人手中。于是对于鬼神的崇拜，到了周代就有了一个变化。周以一个小国打败了一个不仅势力强大而且拥有“天子”地位的殷统治者之后，周统治者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在战胜了殷以后不是感觉到忘乎所以，而是周武王和周公这弟兄俩晚上心事重重地睡不着觉。为什么？因为他们想到，从前的“天命”在殷人手里，转眼竟然会落到自己这个小邦周的手里，那么现在是不是该轮到自己被打倒的时候了呢？当我们看到周公能够想到这个的时候，不禁要赞叹，我们中国人原来是这样富有忧患意识的。周公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思想家，他提出“天”和“神”是不可靠的。在《尚书》的许多篇章里，不论是对于周统治者的教诲，还是对于殷遗民的规训，周公都一再以夏商两代的历史说明，天命在谁是靠不住的；夏人有德于民，天就把天命交给了夏；夏王失德，商先君有德，天就使商革夏命，代夏为天子；殷商末王失德，天就又使周革殷命，代殷商而为天子。所以，天命是转移的，历史是演变的，而不变的只在一点：天命的转移是以民心的向背为归依的，于是“天”和“神”最后实际上就成了人心在天上的投影。这样，在周公的语言里（保存于《尚书》中），天和天命都原封地保留了下来，可是其中对于神鬼的迷信却被一种包着神道设教的外衣的理性所取代；而这种理性的核心是德，其存在的方式则是历史的。所以要总结历史教训，《尚书》周初诸诰的基本内容可以说就在于总结历史经验。“殷鉴不远” （见于《诗·大雅·荡》）的成语说明，中国人把迷信转化为理性的时候，其论证的依据就在于历史。这种思想后来被儒家继承下来。现在看，儒家并不是后来讲的“腐儒” 。儒家讲“道德理性”与“历史理性”是一致的。战国时的“五行说”讲的是“自然理性” ，所谓“五行相胜”就是指金能克木，火能克金，水能克火，土能克水，木能克土等等，其实此说只不过借自然之五行以比喻人之五德（木德温和、生长；火德炎热、茂盛；土德中和、宽厚；金德凄凉、肃杀；水德严寒、冷酷等），而不是讲自然本身；战国时人们通常以为周代以火德王，按五行相胜说，水能克火，代替周的自然应当以水德王。所以，秦始皇自认为是水德的代表，要代周为天子，于是就自觉地实行残酷无情的统治，以严刑峻法治民。于是“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就发生了背离，但还是这种以自然理性出现的思想仍然保留有与“历史理性”的联系，其演变也是历史的。而且，这种五德终始说所标举的“德” ，乃广义的、近乎中性的“德”（即“品质”“秉性”之意），此说以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德”自有其不同的标准。所以中国人的历史经过了不同的发展过程，但都是“历史理性”占据主导地位。
那么， “逻辑理性”和“历史理性”能够都叫理性吗？理性在英文中即reason ，这个字是从拉丁文ratio来的，原本表示的是“计算”“考虑”“思考”的意思。希腊文里表示理性的字主要是logos 。我们现在讲的英文的reason实际上是经过逻辑论证而得出结论的能力，那么理性是不是只有逻辑论证一途，还有没有其他的论证的途径呢？我觉得，做东、西历史文化比较研究，要考虑这个问题。希腊人最初讲logos的时候也不是专指逻辑理性而言的，只要看看《希英大字典》就知道了， logos实际上有两个基本的意思，一个是语言，作动词就是言说，另一个就是ratio ，即理性。中国有没有与这个字相对应的字呢？有，就是“道” ，道路的“道” 。“道”也有两种意思，从客观上讲就是道路，引申为规矩、方法、道理、理性；另一个意思就是与logos一样的“说道”或言说。所以在“道可道，非常道”这样经典式的语句里，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道”都是指道理或理性之道，而中间的“可道”之“道” ，就是指言说或“说道”之道。中国的“道”概念中以后又衍生出“理”概念， “理”指在层次上是从属于“道”、并较为接近具体事物的道理，万物都各有其所以然之“理” 。“道”统综万物之“理” ， “理”是具体的， “道”是抽象的、所以有具体，有抽象，其间有逻辑的关系，自然也是一种理性。因此，不能说只有希腊人的逻辑推理才是理性。理性不止是一种，理性用于各个方面，至少可以分成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如果说在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的公式里，道德理性还只是逻辑理性的一部分，那么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美德就已经是具有实践性的理性了。到了康德的时候，二者就已经分得很清楚了。我们可以说理性有“历史理性” ，有“逻辑理性” ，有“自然理性” ，有“道德理性”等等。古代中国与希腊两方面都有这些理性，其差别只在于：在希腊，逻辑理性居于主导地位，而在中国则历史理性居于主导地位。如此而已，岂有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