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和 | 理性与历史——中西古代思想的一点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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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家和， 1928年生，北京师范大学荣誉教授，曾任匹兹堡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在古代希腊史、古代印度史和中国先秦秦汉史、中外古代历史文化比较以及史学理论等领域都有精深的研究。著有《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古代中国与世界》《愚庵论史：刘家和自选集》，编有《世界上古史》《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等。
首先说明一下问题之所以提出。古代的中国和希腊是“轴心期”文明中的两个最重要的部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有十分发达的文化；她们与古代的印度并列为“轴心期”三个最重要的文明。但古代的中国和希腊与印度还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印度的史学不发达，而中国和希腊的史学都很发达。然而古代的中国和希腊的史学发展的途径又有不同，不同的原因何在呢？英国历史学家、哲学家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提出一个看法，就是希腊的古代思想有一种“反历史倾向” ，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以下主要谈两个问题，即分别就古代中国与希腊论述一下其间的异同。
第一，关于古希腊史学的“反历史倾向” 。
古代希腊的学术是以荷马史诗、赫西俄德的史诗为源头。爱琴文化和迈锡尼文化的传统到了荷马时代已经基本失传，所剩只不过是一些零碎的记忆。到了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古希腊开始出现哲学，就是米利都学派，被称为自然哲学家。希腊神话已经讲到起源（arche ，或译“本原”）的问题，不过对于宇宙的形成给予了神话的方式解释：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则力求通过一种自然的研究来解决起源问题。到了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那就是埃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不再从自然研究寻求起源（如从水、火，或地、火、水、气之类具体之物寻找起源），转而走向另外一条道路，即从所有的宇宙万物中抽象出一个最根本的共相来作为起源，这个共相，用英文来说就是being ，在古希腊文就是on ，通常译为“是”或“有”或者“存在” 。巴门尼德认为， “存在”或“being”是永恒不变的，只有对于“存在”或“being”才能有真正的知识，而对于非存在（在他看来时有时无就不能是存在）就不能有真正的知识，如有，那就只能是“意见” 。到柏拉图的时候，情况有了一些发展，主要经历了两步：在《美诺篇》，把意见分成“真意见”和“假意见” ，加以区别对待；在《共和国》也就是《理想国》中，柏拉图明确提出三分法，就是对应于“存在”能够有“知识” ，对应于不存在只能有无知，对应于既存在又不存在，就是运动变化中的东西，只能有“意见” 。这样，历史学就被确定了一个位置，就是只能是“意见” ，说得最好的时候也只能是“真意见” 。怎么样才是真意见，柏拉图也没有给出明确的表述。到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基本上还是沿袭了这种看法。所以，希腊人走的理性发展道路是一种“逻辑理性” ，把“存在”看成是永恒的、不变的，这就决定了他们看待历史只能是“意见” 。这也产生了对希腊历史学的影响。历史的撰述，如果是长时期的，那么就不能没有变化和发展；而一旦有了变化和发展，就又发生了是否可能成为真知识的问题。于是希腊最出名的史学著作都记述的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比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是当代史。而且这样做还有其求真的理由，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是当时的人记载当时的事，这才可能成为可信的历史。希腊文“历史”historia一词，原来的含义实际上是“考问”（inquire），主要是去追问目击者、见证人。人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到历史的真知识。这显然是“实质主义”（substantialism）的一种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罗马时代。罗马人也重视写短时期的当代历史，即使当他们写长时期的历史的时候，像李维的《建城以来的罗马史》，将近八百年的历史，但实际上写的也是一个没有发展的历史；这也就是黑格尔所指出的“反省史” ，就是用李维时代的思想模式铸造的罗马史，一部自古如斯的、不变的罗马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