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主义|格雷伯的礼物｜（反）全球化运动与新新左派左派|礼物|运动|无政府主义|全球化|老

格雷伯在无论是智识还和政治生活都如此活跃的时候，突然去世了，他和新婚妻子、艺术家Nika Dubrovsky在e-flux上连载的对当代艺术的省思文章，甚至还没有连载完成。这让很多一直受到他鼓舞的人难以接受。但是，他的遗产会继续伴随我们，鼓励我们将他的言辞转化成具体的行动。《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近年来一直在推介他的思考，在这个沉痛的时刻，我们推出“格雷伯的礼物”专题，为大家梳理他的思想与行动遗产，并在礼物的意义上鼓励与这份遗产建立更积极的联系，欢迎投稿。这篇文章（原题为《全球化运动与新新左派》）恐怕是格雷伯作品里最早的中译（他的古早中译名为葛瑞柏），出自2002年纽约一次学术会议的结集。2000年代初是全球左翼“反全球化运动”开始在北美滥觞的时候。9.11之前，1999年西雅图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世贸游行，诸多无政府主义实践在美国生根发芽，进入运动现场的格雷伯也开始从学者逐步转变为运动家。从西雅图回到纽约后，格雷伯成为直接行动网络（DAN，Direct Action Network）纽约支部的组织者，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已经可以无愧地在一群学者中说出“写作本文时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本文旨在清除学界和一般民众对无政府主义纲领下“反全球化运动”的偏见：反对全球化，指向暴力抵抗，无明确政治纲领。格雷伯指出，“反全球化运动”实质上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纲领的全球化运动，事实上，这一受90年代墨西哥萨巴塔运动启发的运动不但有国际主义的格局，并且明确诉求边界开放和人员、观念和信息的自由流动。关于暴力的指控，格雷伯通过举出诸多鲜活街头的运动点子（“他们骑着高大的自行车，拖着彩虹一样的辫子，拿着发出刺耳声音的球棍，彼此互相攻击”），雄辩地指出这一运动在非暴力不合作和起义之间找到了充满现实感和想象力的许多条路，日后让他声名大噪的“占领华尔街”即是其中一条。关于纲领问题，格雷伯则详述了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直接民主”的组织原则。在《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中他提出，相比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理论（纲领）和实践（组织）的有机结合，绝不是盲信机械的纲领，并将之悬置在理论神龛。在结尾，格雷伯也给专业知识分子如何与运动家有机结合的建议，即“知识等价物相互馈赠”这一颇具人类学色彩的实践。毕竟，格雷伯从不意图咬文嚼字地开掘“新新左派”，而是要为街头运动提供地图和锦囊。出自《控诉帝国》的第21章，446-464页。这是Stanley Aronowitz and Heather Gautney所编Implicating Empire一书（Basic Books，2002）的中译本，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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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兼这项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尤其是，这项运动中最后一次比较激进的直接行动的参与者——我至少可以澄清某些屡见不鲜而又至关重要的误解，尽管我忍不住要怀疑这些信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人欢迎。我怀疑，这种犹疑不决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学院派的利益——尽管这样做我老大不愿意——长期以来，学院派幻想自己既是某种激进主义者，其实又是关怀扩大个人自由和追求社会公正的自由主义者，只不过他们不釆取对居于统治地位的制度——譬如资本和国家——形成严重挑战的方式。事实上，即使他们当中很多人愿意看到革命性的变革，但是一想到必须接受激进政治的创造性能量绝大部分来自无政府主义这个事实——对于这个传统，他们一直把它当作愚蠢的笑料置之不理——以及一想到认真考虑这项运动必然也意味着认真和满怀崇敬地投身于其中这个事实，他们并不完全是欢欣鼓舞的。写作本文时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这就意味着，接下来许多事情有被简化的嫌疑：譬如，我不想进入到激进的直接行动小组和更具改良主义色彩（并且依照等级严密组织起来）的非政府组织（NGOs）之间的复杂的配合之中，尽管这是过去很多运动取得胜利的法宝。直接行动这种观念——它拒斥抵抗的政治（这种政治会诉诸掌权者调整他们自己的行为），而钟情于竭力从肉体上对抗权力，这种方式自身为它自己的存在预见了一种替代的选择——直接来源于自由主义的传统。在某种意义上，计算有多少参与到这种或者那种运动中的人心甘情愿地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他们是在何种意义上、在什么语境当中这样自称，似乎有些偏离了主题【1】。无政府主义是这次运动的心脏，是它的灵魂；与它有关的那些新颖的东西和充满希望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从这里脱颖而出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主要是那些专业知识分子，他们确确实实感觉到了存在着这样一些信赖的东西和充满希望的东西。开门见山，我要想方设法澄清我认为与这场运动有关的三个最为常见的误解——我们假定它是和某种可以名之为“全球化”的事物相对立的事物，我们假定它是“暴力”，我们假定它缺乏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是什么，然后，建议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借助于所有这些东西，思考并重新想像我们自己的思想实践。我们不是一种反全球化运动“反全球化”运动这个词是美国媒体生造的，从事具体事务的人对此颇不以为然。但是，在美国，语言一直是一个问题。如果说这场运动还在反对什么，那么它所反对的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可以定义为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它主张人类历史发展只有一种可能的方向，而这个方向的秘密把持在经济学家和大公司广告代理人这些精英阶层手中，现在他们一定——通过一些并不通过选举而产生的条约性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分割了一度为制度所独占的那些权力，这些制度负有条块分割了的民主责任感。在阿根廷、爱沙尼亚等地，简简单单地说上一句“我们发起一场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运动”这样的话是很可能的。但是在美国，法人媒体也许是这个星球上政治上最为铁板一块的；在这里，新自由主义被公认为是现实的根本基础。结果，这个词本身反而没有用武之地了。这些问题只能借助诸如“自由贸易”或者“自由市场”这样的词来讨论。所以，美国的行动主义者发现他们自己左右为难：如果有人在某个小册子或者宣传单上提议使用“n”这个字母，警钟立刻就敲响了；如果有人只对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产生影响，那么他就是排他主义的。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规范替代性用语的企图——我们掀起“全球性的正义运动”，我们的运动“反对大公司的全球化”。没有一个能让人听起来四体通泰，没有一个听起来怡人心神，结果，我们在会议上听见发言者频频交替使用诸如“全球化运动”和“反全球化运动”这样的表述也就不以为怪了。但是，“全球化运动”这个词实在是顺理成章，恰到好处。如果我们用全球化来指称边界的抹杀以及人民、财产和观念的自由流动，那么，极为明显的是，不仅运动本身是全球化的产物，而且与之相关的大部分团体——尤其是其中最为激进的那些团体【2】——实际上总的说来要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世界贸易组织的支持者更是全球化的支持者。运动的真正起源在于一个叫做“人民全球行动”（PGA）的国际网络当中。这样一个“洲际抵制网络”的观点首次披露于世，是在1996年在恰巴斯（Chiapas）召开的首届萨帕塔代表会议上【3】；次年，在西班牙创造出了一个正式的结构。从一开始起，PGA就不仅包括无政府主义者，西班牙、大不列颠和德意志的激进工会组织，还包括印度甘地主义的一个社会主义农民联盟、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的钓鱼者协会、阿根廷的教师协会，还有新西兰毛利人和厄瓜多尔的Kuna等土著团体，巴西“无地的农民运动”（MST），一个由南美和中美洲的逃亡奴隶建立起来的社区形成的网络，以及其他一些成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北美是为数极少的存在广泛代表的地方（除了加拿大的邮政工人工会，它充当了PGA的主要交流枢纽，现在它的职能部分地为因特网所取代，还有一个叫做CLAC、以蒙特利尔为基地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正是PGA首次提出诸如1月18日和11月30日这样的全球行动日——正是在11月30日，首次呼吁直接反对1999年在西雅图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