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带着“原景复现”意味的文字,仿佛引领今日的读者穿越而往,敲开尘封于时光的大门,去采访我们钦慕已久却未得谋面的大师。
贺逸文喜欢回味他对学人的第一印象,譬如,他对植物学家胡先骕的第一印象是:“他说话总是很刚强的”。胡先骕在说起自己出生那一年的情形时显得尤其沉痛,他说自己“是在甲午年中日战争时生的,那年在我国历史上是国难发端的一年”,他“随着国家许多的沧桑到现在”。类似的描写,虽着墨并不算多,却在寥寥数语中,将学人性格中的复杂与鲜明,以点睛之笔道出。
他还很留意学者日常生活方面的细节。在后来的回忆中,他提到当时学者的月薪颇高,生活上却多十分朴实,很少见他们的客厅里有什么华丽的陈设。历史学家王桐龄家中甚至没有安装电灯。贺逸文问他为何不安装电灯,他的回答是:“我和家人都是农村来的,早睡早起惯了,用不着灯。”后来才得知,他的特点正是在城市里过着农村生活。
得益于这些细节与细腻感受,访谈者将这些被我们后来者奉为大师的学人,还原到一处处具体的情景中,还原为一个个性情迥异、头角峥嵘的个体之人。我们不仅仅能在访谈的问答间领受到学者们的博识与睿智,也能感受到他们平日间的风姿、性格与生活,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他们所感受到的时代。
人与情景的还原为何重要呢?我想,因为这是孕育经典的前提,是激发思想的触媒,是今日后人得以探究现代学术史的凭借。面对璀璨星空,除了仰望与赞叹,我们难免另怀好奇之心,希望能走近那片星海,去窥探那一束束光亮究竟何来。也正是在这种探询的视角之下,那些原先零星细碎却也更具个人化色彩的日记、书信、笔记、随笔,呈现了其他书写方式所未曾展现的独特价值。
在“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基础上,商务印书馆从2013年起,陆续出版了一套五辑共30种的“碎金文丛”,正是着意于展现中国现代学术生长的语境。丛书所录为诸名家的治学随笔、学林散记、日记书信与口述自传,希望借由这些灵性而深邃、言简而隽永的吉光片羽,探寻经典的“序曲”。丛书封面上金色LOGO中的“碎金”二字取自钱锺书先生的手稿。众所周知,笔记是钱先生问学的一个重要载体,以窥一斑而求全豹,“碎金”即借用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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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金文丛”第二辑
体味时代
大师们的隐微心曲
阅读这些大师们的各种文字,常能让人感慨于他们的学术生命与时代之间的紧密关联。他们生逢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时代的易感者,甚至是先知者,却也常为大时代所裹挟。时代命题的急速转换,使得他们必须在各种文化碰撞之下,独立寻求属于自己的解答。这些在不同文化缝隙中的细微感受,往往深藏在他们的各种“侧面”之中。
今日学人皆知林纾是为人称道的古文殿军,在“新文化运动”中,更是因为一出钱玄同与刘半农的双簧戏,而被群嘲为旧礼教的守卫者。然而人们又常常忘记其实他还是一位西方文学的翻译大师,大量文学经典经由他的译介才进入中文世界。这种看似矛盾的文化身份,也让他的内心世界始终处于纠结缠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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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夫妇与林璐、林璿(摄于1904年)
在“碎金文丛”里收录了一本《林纾家书》,其中载有林纾写给孩子们的104封家书。他在信中自白道:“吾老矣,一切看破,惟教子之心甚热如火。”家书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载体,嵇康个性狂放,却在《家诫》里反复告诫10岁的儿子做人要小心,鲁迅慨叹道:“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可知有些境况下,家书或许是一把特殊的心门密钥。
林纾对孩子们的教导,可谓用心颇深,尤其是对于三子林璐和四子林琮的不同教育,体现出他本人身处于中西文化之间、身处于现实理想之间的纠结。在分别写给两个孩子的家书中,林纾对于三子林璐的教导,更偏于现实的生计,直言要他用七成功夫学习洋文,用三成功夫学习汉文即可,这样“将来始有啖饭之地”。而对林琮这个小儿子,他是寄予厚望的。在林纾临终前一日,生命已近垂危之时,他用食指在林琮手上写下:“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无疑,他试图将延续古文一脉的重任托付给这个小儿子。也正因此,在林纾写给林琮的家书中,叮嘱更殷切。他为林琮写了许多短笺,细细密密地吩咐着各种为人为文之道,还让他装裱成册,以便于时时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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