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辛德勇谈清华简“四时”篇与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 二 ) 古代|四时|天文|竹书|辛德勇|历法|老年

澎湃新闻：这篇竹书中引起您关注的主要是些什么样的内容呢？或者说这篇《四时》主要提供给我们哪些独特的史料呢？
辛德勇：谈到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指出，它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一篇系统讲述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知识的文献。
在此之前，我们知道的著述年代清楚、几乎没有任何异议的书籍，是战国末年吕不韦组织门客编著的《吕氏春秋》，而《吕氏春秋》中具体载录相关内容的部分，是它的“十二月纪”。《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的内容，在汉初被编录到《礼记》当中，这就是《礼记》的《月令》。之后，稍加增改，又被采录到《淮南子·时则》里去。
多少年来，笺注疏释《吕氏春秋》、《礼记》和《淮南子》的学者，都没有能够清楚地讲述这些天文历法知识的性质——即这些著述中讲到的“年”是个太阳年，也就是我们大家十分熟悉而且也正在过着的阳历年，而不是被孙中山废掉的“中国年”（即世俗熟知的那种中国古代阴阳混合历所体现的阴阳混合年）；同样，这些著述中讲到的“月”也不是大家所熟悉的那个看到月份牌上的初一、十五就知道晚上是不是有月亮的“朔望月”（朔望月是指“月相”、亦即月亮圆阙变化的一个周期），而是与所谓“月相”毫不相干的“天文月”。
今年夏天的上海书展期间，我以“西边的太阳——秦始皇他爹的阳历年”为题做了一次讲演，讲述的就是这一问题。
《吕氏春秋》的成书年代，是秦王政十年，这时已经进入战国末期，书中载述的天文历法知识，出现得当然要更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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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宋邦乂等刊本《吕氏春秋》
回顾过去的历史，很多根据逻辑分析必然该有的事儿，可是却苦于没有相应的史料，也就是所谓“史阙有间”，史学研究者只能写出个合理的推断。对于受过正规史学研究训练的学者来说，并不一定非找到直接的证据才能判定史事存在与否，但间接的推断往往缺乏丰富的细节，得出的，只能是一个干瘪的轮廓。这就难免让人觉得乏味甚至无聊了。《大戴礼记》中的所谓《夏小正》，讲的虽然也应该是一种太阳年，但《夏小正》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一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在这里不妨姑且置而不论。现在，在这篇战国竹书《四时》当中，我们看到的主体内容，就是和《吕氏春秋》“十二月纪”性质相同的太阳年历法，而它的具体细节，与《吕氏春秋》有同也有异。二者相同的地方可以相互印证，而不同的地方则可以大大补充我们对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知识的认识。
从总体上讲，这就是这篇《四时》提供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史料价值。
澎湃新闻：您能不能具体讲述一下竹书《四时》同《吕氏春秋》相同的那些体现其太阳年性质的内容？
辛德勇：好的。所谓太阳年，体现的是地球公转的一个周期。当然古人和今人都一样，脚都是站在地球表面上，所以人们无法直接看到地球怎么转动，人们观测到的是太阳视运动的一个周期。这个运动周期，大致在三百六十五天多一点儿，所以只要人们过的年每一年的长短都很贴近这个天数，这个年也就是太阳年。
现在我们在《四时》里看到的这个“年”，一年到头，总数应该是近似于三百六十五天或三百六十六天（尽管《四时》记作“三十七寺”——一“寺”十天，但这第三十七“寺”缀在全年之末，是没法过完的。详细的情况，我在下面还要具体说明）。想想《尚书·尧典》里讲的“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乃是一个以三百六十六天为期限的太阳年，这《四时》讲的也就应该是一个同样的太阳年。
另一方面，月份的设置，应当比一年的天数长短更能体现一个“年”究竟是不是太阳年——这就是这个月份的长短是不是锚定朔望月的周期以及每个月内日序的排列是不是同月相变化同步。《四时》里的月份，同《吕氏春秋》、《礼记·月令》和《淮南子·时则》诸书一样，都是从“孟春”排到“季冬”的十二个月，每个月份也都与特定的天象和物候相对应，这就意味着这样的月份只能是天文月，而那种所谓“中国年”里的朔望月，由于有闰月的存在，就必然要打破特定天象、物候同月份固定的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