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因其源远流长之故,形成了对于《论语》激烈的今古之争、正学异端之争、考据性理之争等状况,自汉代延续至今,难有定论。不过也实属正常,毕竟十年一梦便是另一人间,又遑论时隔百年千年?事实胜于雄辩,唯有随着历史的面纱一层一层被揭开,才能溯本寻源,观其庐山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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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语》之岁月变迁众所周知,任何事物在历史进程之中会逐而演变,人如此、社会如此、纵是山川河流亦是如此。而《论语》虽是得以流传,但经过不计其数的点缀装扮,今时之《论语》已非彼时,早已“面目全非”,不过好在其核心思想得以传承延续,乃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历史财富。《论语》成书于战国初期,后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险些断绝,直到汉朝时期得以流传的便只剩下一些口头传述以及于孔子住宅墙壁之中发现的版本,分别为《鲁论语》《齐论语》《古论语》等。后来张禹以《鲁论语》为根基,将另两者融入其中,也就形成了《论语》第一次的改订本《张候论》。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复以《张侯论》为依据,再次融合《鲁论语》与《齐论语》作出《论语注》。然而时至今日我等所采用的版本,多是参照于张禹的《张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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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却版本之外,历朝历代都有着为论语著释的例子,如何晏的《论语集解》、朱熹的《论语集注》等,数类繁多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关于《论语》的论证与解读在历朝历代都是蔚然成风的,毕竟作为儒家思想之集大成者,《论语》所蕴含的知识是极为庞大且驳杂的,因而注疏解释亦是必要的。与此同时,在这一过程当中,根据注释之人的不同亦会适当的融合自身思想,继而衍生出百花齐放的盛况。即便时至今日,对于《论语》不同的看法以及思想依旧广泛存在。其中说法的成熟度,高低不一。因而除却正统思想以外,亦有不少“外道邪说”存在。但是本着历史的严谨性,许多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跟脚的,例如史学家朱维铮便曾直言不讳:于丹根本不知《论语》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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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半部《论语》治天下于丹其人,因百家讲坛讲述《论语》而广为人知。但是对于其说法与思想的真实性与严谨性素来褒贬不一,例如上述朱维铮之言。而朱维铮批判于丹根本不知《论语》为何物,并非毫无缘由,张口就来的,而是切切实实有根有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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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半部《论语》治天下”此言是由北宋宰相赵普之言“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的基础上演变而成。彼时,赵普虽为权相亦是北宋开国功臣,但是从实际来看其实不学无术的,因而闹出不少笑话以至于皇帝劝其多读书,因而赵普开始奋而读书,然而直到他去世之后,家人才发现他的遗物之中,仅有《论语》二十篇。因而,“半部论语治天下”实际上是对于赵普不学无术,知识匮乏的莫大讽刺。但是于丹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却将此言论联系至“学一个字、两个字就能受用一生。”实在是令人大跌眼镜。除此之外,于丹关于《论语》的言行之中,亦存在着颇多弊病,可谓漏洞百出,甚至有人直言,其每讲一分钟便有一个漏洞。虽说每个人对于历史亦或理念,都可以拥有自己的思想以及解读方式,但是作为一位公众人物,其影响力是巨大的,如此不严谨所造成的误导亦是颇为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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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纵观现如今,许许多多对于某一领域不甚了解之人,却偏偏成为了引领代表这一领域的人物,皆是堂而皇之的发表一些极其不负责任的言论,对于大众认知造成不当引导,然而却借助言论引发的影响力,成为其中的“专家”。如此情况,比比皆是,屡见不鲜。并不仅限于专家,似乎不少人都有着或轻或重的“人云亦云”,对于自己所了解到的事物并不加以论证,便张口就来,因而引发出不少的笑话。因而生活之中“谨言慎行”是必要的,对于既定事物一定要在作出一番了解之后,才能加以评判。否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便夸夸其谈,必然贻笑大方。同时,正确看待历史事物亦是至关重要的。诚如马克思所言,“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看待历史事物,务必通过多方论证参考得出结论,唯有如此方能更趋近于事物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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