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贝多芬诞辰250年︱专访杨燕迪贝多芬在中国( 二 ) 荷尔德林|黑格尔|专访|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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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5日，德国波恩，概念艺术家奥特马尔·赫勒尔教授（Professor Ottmar Hoerl）在当地摆放了500座贝多芬雕塑，纪念著名音乐家贝多芬250周年诞辰。澎湃新闻：20世纪初，李叔同、萧友梅、丰子恺等中国知识分子把贝多芬介绍到中国。能否请您谈谈，在当时的革命、战争及社会运动的背景下，贝多芬被赋予了什么样的意义？杨燕迪：我相信，贝多芬在20世纪初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正是恰逢其时。20世纪初的中国，可以想见，那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贝多芬音乐中对变革的呼唤和对未来的向往一定深深地激励并打动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除了李叔同、萧友梅、丰子恺、王光祈等人对贝多芬的绍介和引入之外，我想在随后中国的贝多芬接受中，最绕不过去的人物是傅雷先生。他在1946年翻译出版了法国著名文学家、音乐学家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且此书在改革开放之后的1978年重印发行，再一次对中国人的贝多芬认识和接受产生了大面积的积极影响。我们也知道，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多夫》也是由傅雷先生所翻译，书中的人物和情节很大程度上以贝多芬为原型，同样也广受中国的知识界、文艺界的喜爱。可以说，中国的贝多芬接受有其特殊的文化与时代背景，贝多芬身上那种自强不息、不断进取的精神，对20世纪上半叶处于探索、寻觅和奋斗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不啻是一种特殊的强心剂，而这种内涵和意义又是通过罗曼·罗兰和傅雷先生的译笔得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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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绘制炭笔画《乐圣比独芬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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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传》，罗曼·罗兰著，傅雷译，骆驼书店出版澎湃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贝多芬及其作品经历了怎样的传播史？苏联音乐美学思想观念中的贝多芬，内涵有没有变化？杨燕迪：解放后，贝多芬作为世界音乐文化的优秀遗产在国内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和广泛传播。由于受到苏联的影响，我们也更加强调贝多芬身上的革命性、进步性和斗争性。从现在的角度回看当时的观念，这都完全可以理解。或许，贝多芬在中国的接受，1950年代最大的事件是1959年国庆时中央乐团演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我觉得这有某种象征意味——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在十周年国庆这样一个重大的节庆日中，上演贝多芬的这部最具启蒙思潮品格的恢弘巨作。当然，成功演出这样一部高难度的交响巨作，对于中国音乐家也是某种专业上的挑战和水平验证。在五十年代，苏联的音乐美学观念对中国音乐界还是有很大影响，包括对贝多芬的认识和理解，可以注意，此时更为强调的是贝多芬如何与进步的、向上的、积极的时代风潮达成一致，并通过音乐而成为时代的音乐旗手；而相对较为忽略贝多芬音乐中较为个人性的、抒情的、内省的方面。这种理解显然是与当时整个国际形势中的“冷战”局面有很多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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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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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第九交响曲》LP封面（1959年录音，1960年出版发行）。严良堃指挥，中央乐团交响乐队演奏，中央乐团合唱团、中国广播合唱团演唱。澎湃新闻：苏联历史教科书对贝多芬的理解和描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了中国音乐家和大众对西方作曲家的基本看法，这可能涉及到大众知识建构的问题。能否请您谈谈这种影响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杨燕迪：说起来很有意思，苏联的很多美学观念和思想其实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我们中国人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毕竟我们曾经经历过那样一个特别的年代。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音乐形象”这个术语和说法，而这个说法是典型的苏联音乐美学的遗留。我个人不太使用这个术语——因为我觉得“形象”这个概念更多还是和文学与美术相关，用在音乐上或许应该更加谨慎。贝多芬作为一个体现和代表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进步思潮的最重要的作曲家，在苏联得到特别的推崇，于是也就成为某种衡量的尺度和标准，成为看待其他作曲家和作品的终极法度。现在可以更加客观地来看待苏联的这些观念和看法。对于贝多芬，我想我们现在也可以用更为多元、更为复杂和更为全面的眼光来看待这位音乐大师。贝多芬当然是伟大的音乐巨匠，但他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普通人，也有很多性格弱点和心理问题，我们看到贝多芬作为普通人的面向并不影响我们继续敬佩和赞赏他的艺术成就。前两年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凡人贝多芬”，就是谈论这方面的看法。澎湃新闻：在中国的专业音乐创作领域，贝多芬也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他对中国学院派作曲家的影响。有人说，中国音乐家和爱乐者现在开始有条件更加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贝多芬了。能否请您谈谈看法？杨燕迪：应该说，对贝多芬在专业音乐创作上的成就，尤其是他在音乐风格、音乐写作技艺上的精深造诣，这确乎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音乐界才得以有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贝多芬对于音乐创作高度严肃的创作态度，他对于音乐表达精益求精的苦心锤炼，他对于主题动机殚精竭虑的深入发掘，以及他对于音乐整体结构从微观到宏观的精心布局，所有这些对中国作曲家和音乐家都有示范性的深刻启示。例如，贝多芬作品中核心主题动机的简明扼要与该动机在全曲中的弥漫渗透性，一直被誉为贝多芬风格最值得称道的优势之一。我认为，这方面最让人惊讶的例证倒不是常为人所提及的《第五交响曲》中第一乐章的“命运”动机（三短一长的节奏），而是那首无与伦比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开头——四个毫不起眼的定音鼓上的轻声锤击。好像所有音乐文献中再也找不到如此“不起眼”的动机，而它居然就成为这首气度不凡、雍容华贵的协奏曲的核心材料！它贯穿在音乐进行的每一个角落，又因为节奏、力度、和声、配器和织体的变化而在性格上发生着无穷的变化，令人叹为观止，从而达到了高度的艺术性。我想，现在我们除了在精神和思想境界上可以继续从贝多芬那里获取力量，也有了更好的条件从贝多芬音乐本身的艺术性上汲取给养。当然这两方面实际上不可分割，或者说彼此缠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