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贝多芬诞辰250年︱专访杨燕迪贝多芬在中国荷尔德林|黑格尔|专访|中国

1959年，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在中国首次完整演出。演出在北京首都剧场举行，由中国中央交响乐团、中央广播合唱团联袂出演。这是史上第一个中文版合唱的“欢乐颂”（歌词由邓映易翻译）现场录像的4K修复视频。视频来源：冬川叔(02:44)早在19世纪末，贝多芬的音乐就曾在上海租界的音乐会和沙龙中响起。随着20世纪上半叶李叔同、傅雷等人的大力推广和介绍，这位西方音乐家逐渐为更多国人所知，充溢着英雄主义与革新精神的贝多芬逐渐凝结成人文理想的化身，其承载的人文内涵已远远超出一个音乐家的形象。在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了哈尔滨音乐学院院长、中国西方音乐学会会长杨燕迪教授，请他谈谈贝多芬在中国的接受史，以及贝多芬对中国当代音乐家的影响。他表示，在过去的两百多年中，像贝多芬这样被不同文化、不同政治光谱、不同立场的人们一致赞颂的人物，在世界文艺史中似乎难寻他例。贝多芬以“英雄”的形象闯入20世纪初中国人的视野，有特殊的社会背景；到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对贝多芬的认识则深受苏联音乐美学观念的影响。而今天我们开始有条件用更多元、复杂和全面的眼光来看待这位音乐大师。

文章插图
杨燕迪，1963年生。音乐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哈尔滨音乐学院院长，兼任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中国西方音乐学会会长。澎湃新闻：今年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世界各地都规划了一些纪念活动。能否请您谈谈贝多芬和贝多芬作品的人文内涵？换句话说，当我们在纪念贝多芬时，我们纪念的是什么？贝多芬又是在何时被赋予了这些精神内涵？杨燕迪：今年其实有三位伟大的德国人都是250周年诞辰，除贝多芬外，还有大哲学家黑格尔和大诗人荷尔德林。这非常有意思。众所周知，德国文化历来以哲学、音乐和诗歌为骄傲，而1770年就诞生了三位在各自领域中都达到世界水平、并产生深远影响的代表性人物。但我们看到，纪念贝多芬的热度在全球范围内明显超过了黑格尔与荷尔德林。从某一角度看这也说明了音乐的魅力和贝多芬的魅力。我今年也专门写了一些文章，专谈贝多芬。有一篇文章写于今年2月底，当时新冠疫情在国内正处在爆发期，我就想到了贝多芬的一部晚期弦乐四重奏Op. 132中的一个慢乐章“大病初愈者献给上帝的感恩之歌”，当时听这个音乐非常有感触，也非常感动。于是就写了《病愈重生——贝多芬的音乐记录》。你看，贝多芬的音乐居然与我们当下的境况直接发生了联系。这即是贝多芬音乐的力量——它似乎总是与我们当下的生活有紧密的关联。我后来又写了一篇文章谈贝多芬的交响曲，其中谈到贝多芬音乐的“现代感”——如果说贝多芬的音乐内涵与前人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最大的一点就是他的音乐具有强烈的“现代”性格。这种“现代感”的根源就是产生于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人的自主意识和能动意识。也正因为如此，贝多芬的音乐二百余年来就伴随着人类的现代性进程，强烈地表达出19世纪以来人作为主体的力量所在。从某种意义上看，贝多芬通过音乐写出了人类最正面的一些价值面向和理想追求，因而他总是给人类带来希望，哪怕是最悲苦、最凄惨的时候，贝多芬也从来没有放弃希望。这即是我们今天纪念贝多芬、仍然珍视贝多芬的原因所在。至于说贝多芬何时被赋予了这样的精神内涵，这倒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实贝多芬接受中也有复杂的变化，一般人们最熟知的是贝多芬的中期“英雄主义”。现在音乐会中上演最多的依然是贝多芬的中期作品，例如交响曲中的“贝三”“贝五”“贝六”“贝七”，“黎明”“热情”钢琴奏鸣曲，小提琴协奏曲，“皇帝”第五钢琴协奏曲，“大公”钢琴三重奏，等等，这都体现了贝多芬典型的中期英雄气概。但其实贝多芬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晚期风格，这主要指的是他的晚期钢琴奏鸣曲和晚期弦乐四重奏，当然也包括《第九“合唱”交响曲”》和《庄严弥撒》。可能很多人都很熟知“合唱”交响曲，这不仅是因为《“合唱”交响曲》第四乐章中有著名的“欢乐颂”，而且也因为这部交响曲的风格比较接近中期的英雄性。贝多芬晚期最大的特点是超越了英雄主义，进一步升华而具备了宇宙意识和彼岸追求，因而在艺术境界上也更加宁静、悠远，更加具有超越性和精神性。至少我个人最喜爱、最推崇的是贝多芬晚期，为此我想要再写一篇文章专谈贝多芬的晚期风格。从上述可以看出贝多芬音乐表达和精神表现的巨大幅度和惊人容量。我对贝多芬艺术生涯的概括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三级跳”——青年勇士、中年英雄和暮年圣哲，好像音乐史（甚至是整个世界文艺史）中，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位艺术家曾跨越了如贝多芬这样巨大的精神成长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