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乾隆下江南”的历史符号学( 三 ) 历史|符号学|南巡|张勉|盛清|乾隆下江

在论证乾隆南巡与江南精英复杂的互动关系时，张勉治着重讲述了苏州文人沈德潜的故事。沈德潜出身苏州一个普通的士绅家庭，虽然拥有早熟的文学才能，但他在乾隆四年（1739）中进士时已经66岁，之前参加过17次乡试。不过，大器晚成的沈德潜随后十年的政治地位如火箭般蹿升，直接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沈德潜77岁时因病退休回到苏州，这时他已经和乾隆建立了密切的文学交往。
乾隆首次南巡的1751年，沈德潜出任苏州紫阳书院山长一职，此后书院的定位从传播宋代程朱理学变为偏重考据的汉学中心，包括培养学生对汉赋和唐诗的鉴赏能力，这些事业都得到了乾隆的大力支持和赞助。随后，乾隆又通过赠诗以及一连串的官衔和物质奖励，维系着沈德潜与朝廷的联系。
沈德潜最终在97岁高龄时去世，生前与江苏东台县举人徐述夔关系密切，还为徐述夔作传，称其“人与文章皆可为法”。不过他万万没想到，死后会因徐述夔《一柱楼诗》文字狱案而身败名裂。徐述夔案发后，乾隆意识到此前对于沈德潜过于信任，重读其诗文时又发现了反清复明的政治倾向，因而下令追夺沈德潜的一切谥典官职，怒斥其“卑污无耻”“玷辱缙绅”，将其撤出苏州地方乡贤祠，依律剖棺戳尸。
从沈德潜的典型案例可以看出，尽管乾隆尽力拉拢江南地方精英，但终究效果有限，某种程度上甚至反而加深了地方的反满情绪。面对江南汉人优越的经济和文化地位，乾隆应对的态度不免令人玩味，这也反映在他南巡途中所写的大量御制诗中。
乾隆皇帝一生存世的诗歌数量之多且滥一向为人津津乐道，专业评论者如钱钟书在《谈艺录》中直言：“清高宗亦以文为诗，语助拖沓，令人作呕。”正因如此，乾隆的诗歌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无论文学还是历史学都是如此。而张勉治在书中则转辟一章，采用通常是中文系的文本细读方式，一句句地分析乾隆南巡时的诗歌写作以及从中传递出来的暧昧情感。
在乾隆到来之前，江南盛景已经在历朝士大夫笔下积累了丰厚的文学遗产。换句话说，江南已被汉人精英书写了太多遍，拥有一个强大的书写文化传统，主要表现为士大夫的逸乐精神。那么，作为异族统治者的乾隆在描写江南时就必须考虑呼应这个强大的书写文化传统，否则对于汉人精英来说就是一个刺激。另一方面，如果乾隆完全屈从于这个书写文化传统，那又将破坏自己精心树立起的勤政人设。所以，乾隆对于汉文化只能采取一种既迎合又排斥的矛盾态度。
四
今日看来，张勉治这本写于十多年前的著作在史实发掘层面并无多少新意，最具启发性的还是作者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张勉治在美国接受过系统的汉学学术训练，具体到清代时段，不可能不受风靡一时的“新清史”影响，他在书中明确承认了这一点。柯娇燕（PamelaKyleCrossley）、欧立德（MarkC.Elliott）、米华健（JamesMill－ward）、罗友枝（EvelynRawski）等“新清史”代表性学者的观点也成为张勉治经常援引的对象。
“新清史”的学术理路强调满洲特性和民族身份认同，同时采用空间上更为宏阔“内陆亚洲”视角进行分析，避免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史学。张勉治对于“乾隆下江南”和清朝统治建构的研究就是在“新清史”的解释框架下展开的。
当然，张勉治在回顾治学路径时，特别强调了英年早逝的天才型内亚史学者傅礼初（JosephFletcher）对他的启发。傅礼初早在1979年就充满预见性地提出了未来清史研究应该关注的三个问题：一是清帝国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运作的？二是中央政府尤其是君主制的基础是什么？三是满洲人想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帝国？带着这些问题意识，张勉治在自己的南巡研究中都有所回应。
“乾隆下江南”是一个学界和民间都无比熟悉的历史符号，张勉治能在这个符号上解码出如此丰富、新颖的意涵，并令人信服地把南巡视作清朝统治建构的组成部分，实属难得。毋庸讳言，张勉治的具体论证过程并非完美，有的地方存在混淆，比如南巡和北巡、东巡等的差异性都没有做很好地区分，有的地方甚至结论先行，比如对某些御制诗的解读有过度阐释的嫌疑……不过瑕不掩瑜，张勉治的研究视角仍然值得国内的同行借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