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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乾隆下江南”的历史符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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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壹图网）
钱冠宇/文
乾隆大概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为后世喜闻乐见的帝王IP之一，他的六次江南巡幸之旅早已成为备受青睐的桥段，多年来，无数野史传奇和曲艺影视围绕这一题材进行了不厌其烦地演绎与改编，以至于在大众印象中建构了一种通俗版的乾隆形象，这种形象根深蒂固地与微服私访、侠义恩仇、寻欢作乐等主题联系在一起。
尽管稍有史学常识的人都会清楚，游山玩水绝不会是帝王巡幸的唯一初衷，但乾隆下江南的真实目的却始终众说纷纭，如找寻身世说、视察水利说、笼络人心说、巩固统治说、好大喜功说等等，未成定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乾隆大帝》的作者郭成康才会在1998年与美籍华裔学者张勉治（MichaelG.Chang）的私人谈话中发出感慨：“对南巡，人人都可以说两句，但是还没有人做过深入的研究。”
一
张勉治现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历史与艺术史系副教授，师从周锡瑞、高彦颐等美国汉学名家，由于长期在海外求学、执教，且缺少汉译作品，国内读者对他还算不上熟悉。《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是张勉治2007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深入探究了“盛清”时期帝王巡幸江南对于帝国统治的重要意义。是书从康熙时代的南巡开始叙述，但主要还是着墨于乾隆帝1751-1784年间的六次南巡。
两宋以来，江南一跃成为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域，对整个清帝国的影响举足轻重：“从政治上看，来自江苏和浙江的汉族士人占据了九品文官制度中后五位的多数职位。从经济上看，这两个省创造了帝国的商业和农业大半财富，向国家供应漕粮，它们上缴的赋税占据国家收入的最大份额，更不用说它们所出产的食盐、丝绸和瓷器等其他重要的商品和奢侈品了。在文化上，江南是汉族士人学术和高雅艺术无可争议的中心。”江南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无可置疑的领先地位，也让它成为反清复明活动和反满情绪的集聚地。
过去国内学者习惯把乾隆南巡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震慑当地的汉人精英，而张勉治则通过研究指出，乾隆南巡有着宣扬多重意识形态的目的，是具备多重象征意义的政治活动，其实就是一场大规模的政治作秀，与盛清时期的统治建构策略相辅相成。因此，不妨将张勉治的研究称为“‘乾隆下江南’的历史符号学”，《马背上的朝廷》一书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揭示出了这个经典符号隐藏的诸多象征逻辑。
那么，清朝究竟是如何利用巡幸在江南建立并加强有效统治的呢？“乾隆下江南”的第一层象征逻辑就是“法祖”，即效法先祖。从秦始皇开始，汉武帝、隋炀帝、唐太宗等大一统王朝的历代皇帝都曾进行过巡幸，只不过巡幸次数和规模大小不尽相同。在张勉治看来，康熙和乾隆祖孙二人接力将“巡幸”这种古老仪式传统在本朝恢复，从而利用其完成对帝国意识形态的塑造与传播，在江南民众中树立起朝廷军纪严明、勤政宽仁、崇俭抑奢等美德。
另一方面，面对诸大臣认为巡幸劳民伤财的进谏，乾隆又用符合儒家观念的孝道平息了议论，把首次南巡时间安排在1751年皇太后六十大寿时：“朕巡幸所至，悉奉圣母皇太后游赏。江南名胜甲于天下，诚亲掖安舆，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良足以娱畅慈怀。”意思是，不是乾隆自己想要去南巡，一切都是为了尽孝。这样既能为南巡找到正当理由，又避免了过多冒犯汉人士大夫，可谓一石二鸟。
二
上古时期文献中，“巡幸”常与“巡狩”通用，“狩”即“狩猎”。“巡幸”的原始含义就是打猎，而打猎的组织经验又与战争十分相似，可见巡幸本身与军事行动密切相关，这也是乾隆南巡的第二层象征逻辑。
清朝的先祖女真人起自东北的白山黑水间，通过武力夺取中原，于马上得天下，独特的满洲八旗制度被认为是清朝之所以能最终立国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到了康乾时期，满洲八旗最初的尚武精神和战斗力已经严重衰退，乾隆帝焦虑万分，决心重申“国语骑射”、强化操练军队：“自古制经邦之道，揆文必兼备武，诚以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也。国家承平既久，武备、营伍最宜加意整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