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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柏拉图的眼里，政策分析家是“哲学王”。在中国，政策分析家最高境界是孔子，也是“素王”。在经济学家凯恩斯看来，统治这个世界的根本不是什么统治者，而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而许多实行家，其实只是经济学家的奴隶，而且往往只是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
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这当然不是在即刻，而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理由是，在经济哲学以及政治哲学这方面，一个人到了25岁或30岁以后，很少再会接受新说，故公务员、政客、甚至鼓动家应用于当前时局之种种理论往往不是最近的。然而早些晚些，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
【 分析|政策分析客户的秩序维度】不过，在专业的政策分析家，如戴维·韦默和艾丹·瓦伊宁看来，政策分析家眼里，真正的哲学王，或者素王，都不是自己，而是客户。既然把哲学王看成客户，自然也不会认为自己是素王，而自己的客户也不会像凯恩斯所说的那样，会成为政策分析家的奴隶，即使在自己已故之后，也是如此。
当然，政策分析家都会期待自己的客户是哲学王，或者是贤明君主，就像唐朝的太宗皇帝那样。他的立场是公共立场，他的利益是公共利益高于私人利益和派别利益，他又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政令一出，天下莫不从之。所以，正确的政策，只要他采纳后，就会立即得到执行。
不过，韦默和瓦伊宁认为，政策分析家虽然总是期待哲学王，但人类的现实是，暴君经常是事实的，仁君往往只是理想。西方社会用现代政治制度来确保暴君不再出现，分权，包括横向分权和纵向分权，是一个方法。多层次民主选举和参与，也是一个方法。实际上，即使是拥有绝对权力的暴君，也会因为时间和精力的原因，把权力授权给身边的人，授权给各种各样的专业机构和下级机构。奥斯特罗姆教授的《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和《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就探索了大国如何组织有效治理的制度安排：复合共和和民主制公共行政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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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教授
所以，不像政策分析家一般所期望的那样，政治家都是位高权重的人，是名副其实的统治者，令必行行必果，其实他们都随时需要担心自己的位置，担心大权旁落，或则被人架空。无论是独裁者，还是民选的领导人，都是如此。他们也关心什么是美好社会，什么是经济发展，什么是民生福利，但他们同时也关注自己的领导权。《独裁者手册》就是这样一本书，关注掌权的人是怎么确保自己的政治地位的。
所以，政策分析家的客户，其实并不一定是哲学王，也并不一定是彻底的绝对暴君，其实都是在特定的情形中不仅考虑公共利益，同时也考虑自己如何掌权的统治者。政策分析家，在实施政策分析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秩序政策分析学家，不仅会分析公共政策分析的秩序维度，还会首先考虑到政策分析客户的秩序维度，并考虑政策分析家自身的秩序维度。只有这样，政策分析才会有更好的秩序维度，从而真正找到适合秩序维度的公共政策，从而有利于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