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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逃难经过与颠沛流离之苦，陈寅恪在1942年6月19日致傅斯年信中有一段泣泪滴血的叙述:“此次九死一生，携家返国，其艰苦不可一言尽也，可略述一二，便能推想，即有二个月之久未脱鞋睡觉，因日兵叩门索花站娘”之故，又被兵迫迁四次;至于数月食不饱，已不食肉者，历数月之久，得一鸭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此犹物质上之痛苦也。至精神上之苦，则有汪伪之诱追，陈壁君之凶恶，北平”北京大学”之以伪币千元月薪来饵，倭督及汉奸以二十万军票(港币四十万)，托办东亚文化会及审查教科书等，虽均已拒绝，而无旅费可以离港，甚为可忧，当时内地书问(信)断绝，沪及广州湾亦不能通汇，几陷入绝境。忽于四月底始得意外之助、借到数百港元，遂买舟至广州湾，但尚有必须偿还之债务，至以衣鞋抵值始能上船，上船行李皆須自携，弟与内子俱久患心脏病，三女皆幼小亦均不能持重物，其苦又可想见矣!”同一日，陈寅恪在致宋家骅、叶企孙、王毅侯和傅斯年等四人的信中补充道:弟于疾病劳顿九死一生之余，始于六月十八日携眷安抵桂林。”又说:“当时实已食粥不饱，卧床难起……其苦闷之情不言可知，至四月底忽奉骝公密电、如死复生感奋至极。“脱离虎口，流亡到桂林后，陈寅恪的心情如同久霾的天空忽然晴朗，正如给好友刘水济的信中所言:“弟前居香港半年，每食不饱，后得接济，始扶病就道，一时脱离沦陷区域，获返故国，精神兴奋。”而当远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的其兄陈隆恪得知乃弟尚活在人间，且在港岛被困期间不食敌粟，设法摆脱倭督及汪伪汉奸的纠缠，携家安全脱险，庆幸之余又越加敬佩，即写《闻六弟携眷自香港脱险至桂林》诗一首作为纪念，内中有“辛苦识君来”“正气吞狂贼”两句，以示对这位富有民族气节的胞弟的称赞与嘉赏。抵达桂林的陈寅恪一家，最初落脚于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1938年初，长沙临时大学与中研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等机构撤离长沙迁往昆明时，物理所、地质所、心理学所等三个研究所也随之撤离。鉴于各方面原因，三个所抵达桂林后不再前行，索性在离桂林市40华里外的良丰镇郊外山脚下安营扎寨住了下来。陈寅恪一家到达桂林，根据朱家骅电示，中研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丁西林专程派车把陈
【 逃出|国学大师逃出生天的经过阐述】氏一家接到所内暂住。历尽千险万难死里逃生的陈家，对这一历史性的会面，自是百感交集，怆然难忘。按照陈寅恪女儿流求的说法，“父亲原打算继续上路赴四川李庄历史语言研究所”而史语所的同人也翘首以待，渴盼着大师的到来，为这座万里长江第一古镇增添新的活力与砝码。遗憾的是，陈寅恪夫妇身体状况均不允许继续前行，使这一计划随着岁月流逝而渐渐偏离了前行的轨道，终致大师的身影与李庄擦肩而过。1942年8月1日，陈寅恪给傅斯年的信中道出了自己不能继续前行的详情“然二月之久，舟车劳顿、旅舍喧呼，俟到山中，稍获休息。岂知久劳之后，少息之余，忽覚疲倦不堪，旧病如心跳不眠之症，渐次复发。盖神经兴奋既已平静，大病又将到而尚未到矣，此时必须再长期体息，方可渐复健康。若短期内再旅行，重受舟车劳顿之苦(旅费亦将无所出，此姑不论)，必到目的地，恐将一病不起矣!前上一书言，欲与中英庚款会商量，设一讲座于广西大学，即是此旨、想蒙谅解。”信中可见，身心俱疲的陈寅恪很有些打退堂鼓的意思，并极想在桂林这个山清水秀的古城小憩一阵，等身体复原后再作他图。此前，陈寅恪已致信中英庚款负责人杭立武，商量设讲座事，已蒙同意，所聘薪金由中英庚款与广西大学合出，为两家合聘之局，每周开课三小时，只是“月薪则不多”。但虑及“半年或数月之内，弟个人及全家皆不能旅行，又不可无收入以维持日食，授课之时既少，可整理年来在港大讲授旧稿、借此暂为体息过渡之计，作渐次内迁之准备”。陈氏对自己面临的宭境和日后打算说得极为清楚，但此信尚未发出，重庆方面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已命人于前一日将聘书匆匆发往桂林，请陈寅恪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