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面，中国学者在敦煌学研究各个重要领域都推出了总结性或开创性论著。总结性著作代表有《归义军史研究》《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摩尼教及其东渐》《敦煌俗字研究》等，梳理先学、启迪来者。开创性论著代表有《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唐勾检制研究》《佛教大藏经史》《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等，每部著作都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
光明悦读：掌握国际话语权的原因是什么？
郝春文：是一代又一代学人的焚膏继晷、奋起直追。一大批中国敦煌学家长期甘于寂寞、甘坐冷板凳，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埋头于资料整理等具体的学术研究，既不为世俗之功名利禄所左右，亦不为功利性甚强之学术评价体系所绑架。如方广锠教授为调查敦煌遗书的收藏情况，曾遍访英、法、俄、日、美等诸多敦煌遗书藏家，成为当今世界上接触敦煌遗书原件最多的学者。而默默无闻的出版人，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摄影师和编辑，在国外拍照和整理敦煌遗书时，白天上班时间忙于拍照和著录，晚上回到住处还要冲洗照片、检查拍摄质量，昼夜不分。正是由于不懈的努力，才逐渐改变了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远远落后于日本和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局面。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我们取得了话语权，但我们同时也欢迎外国学者开展敦煌学研究，我们的理念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光明悦读：怎样挖掘敦煌文化历史遗存背后的思想？又怎样为新时代发展提供精神支撑？
郝春文：敦煌古代文化遗产的主体是公元4世纪—11世纪的文化遗存。在这个长达700年的时间段中，中国是世界上制度最先进、经济最发达、文化最兴盛的国度，科学技术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敦煌文化遗产展现的就是这样一个时期的社会风貌。而其所蕴藏的精神，具有追求宏大和厚重、女性开放和张扬、对外来文化持开放和包容态度等几个鲜明特征，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中华民族处于领先时期的活力。那些楚楚动人的菩萨、勇猛刚毅的天王、精美绝伦的绢画和令人叹为观止的精致古代文书，至今仍有震撼人心的魅力。这些都是对人们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及文明交流与互鉴的最好教材。
对敦煌古代文化遗产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使我们获得很多宝贵的启示。如我国舞蹈工作者在借鉴敦煌壁画乐舞图像的基础上，创作出了饮誉中外的舞剧“丝路花雨”。在借鉴古代敦煌文化遗产推陈出新方面，未来还有很大的潜力。无论是文学、美术还是音乐舞蹈工作者，乃至建筑学家、书法家、医学家，都可以从丰富的敦煌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并据以创造出新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
（访谈由光明日报采访人员韩寒采访整理）
《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19日 09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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