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后，曾5次要求慈禧改掉一大弊端，后人受益至今( 四 ) 左宗棠|慈禧

在清朝时期，清政府最初在新疆地区实行的是以军府制为主体的多元化体制，依照新疆每块区域归附的先后顺序和对中央朝廷的忠心程度，分别设立了不同的政治体制。比如，在汉族和回族比较集中的东部地区实行州县制；在蒙古族聚集地、哈密和吐鲁番建旗设札萨克；在南疆则实行伯克制。而主要的军府制，就是军政合一，地方的最高的长官是将军，由他管辖这一带的相关事务，比如前文提到的伊犁将军。
这种多元化体制带来的好处就是分化各族人民的反抗意识，但也会在管理方面造成很大的困扰。清朝末年，政府腐败，中央集权衰微，这些固有弊端便日益扩大。将军府没有固定的治理长官，军政不分，内耗严重；各级地方势力打着朝廷的旗号为非作歹，对当地农民勒索剥削，加剧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叛乱接踵而至，这也给阿古柏匪帮和沙俄侵略者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新疆在当时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重危机。
以魏源和龚自珍为首一批清朝知识分子，在这时起就开始主张在新疆设置行省并建立州县。魏源是清朝著名的思想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被誉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之人” ，代表作是《海国图志》。除了关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外，他还一直非常在意新疆的治理问题。他曾经上书朝廷：“追天时、顺人事、列亭障、置郡县” ，大意就是不能再因循守旧，要顺应现实，实行统一的管理方式，才能够促进新疆的长远持续发展。
魏源的方针可谓一针见血，当时像他关注政治局势的文人才子不在少数。闻名于世的诗人龚自珍也是其中之一，他更加具体地分析了官制改革。1820年，他在《西域置行省议》中第一次提出要在新疆设立行省。龚自珍认为，要削减地方部落的权力，对部落首领进行招安，让他们不再游离于体制之外，这样就大大增强了中央的控制权力。
遗憾的是，这些思想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过于超前，在封建大背景下往往难以引发共鸣，魏源和龚自珍等人的建省提议最终没有被朝廷采纳，仅仅处于一个酝酿阶段。但这些意见却引起了左宗棠的注意，早年在他留心边疆问题之时，就深受魏、龚思想的影响。于是在他收复新疆，平定局势后，便开始全身心研究新疆的治理问题。
和龚自珍一样，左宗棠把对新疆的建省方案细化到了每一个县，由于他比较熟悉新疆，所以结合自己的实际经历在龚自珍的思想路线上进行了继承和改良。他曾经在上奏朝廷的《复陈新疆宜开设行省请先简督抚臣以专责成折》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治理方案：“谨拟乌鲁木齐为新疆总督治所，阿克苏为新疆巡抚治所，彼此声势联络，互相表里，足称其形势。”
1875年，左宗棠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就提到了自己关于在新疆设省建县的部分构想；随后在1877年，左宗棠第一次上奏朝廷，在《遵旨通筹全局折》中正式提出了新疆建省的建议。有学者指出，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向清廷表达了自己在新疆建省的提议，推动了清末政治体制的改革，是除了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以外另一项重大的政治贡献。
1878年，左宗棠又向朝廷上奏，要求清政府在新疆改建行省；第二次被搁置后， 1880年，固执的左宗棠第三次上奏阐述自己对于新疆长治久安的宏图；后来左宗棠被调离回京，任职两江总督，但他仍然放心不下对新疆的挂念，于1882年上奏设立新疆行省。多年来左宗棠苦苦坚持，先后就此事五次上奏朝廷，他心系苍生，一心为国，如此大义令人动容。
最终，左宗棠关于新疆的宏图大业得以实现，清政府于1884年在新疆开置行省，命刘锦棠为新疆巡抚，成为设省的开端。后来数年过去了，新疆的辖境进一步划分，制度也发展得更加完善，并延续至今。新疆与内地各省行政制度逐渐实现统一的过程中，也极大增加了新疆与内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加强了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