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蔡京创下3个世界第一宋孝宗|熙宁|蔡京|曾布|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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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科学技术发展居世界前列，新鲜事物蓬勃发展，层出不穷，谁也说不清。
《宋史》说：“ 司马光秉政，复差役法，为期五日，迫蔡京等完成。京独如约，悉改畿县差役，无一违者。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台谏言京挟邪坏法，出知成德军……”（《蔡京传》）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说来话长，让我们从以下几方面去分析，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一、募役法的由来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熙宁新政取得胜利的有力保证。宋神宗变法，不是依靠王安石一个人，而是充分发动群众，群策群力，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熙宁变法始时的决策机构。变法以前﹐宰相枢密使不得与闻财政大计﹐造成兵﹑财﹑民三权的脱节﹐问题丛生。为改变这种情况﹐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的同时﹐即创建了这个机构﹐以“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创建以后﹐原拟由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和王安石兼领。但陈升之在改任宰相之后﹐以耻言财利为借口﹐拒不接受。王安石则认为﹐财利是宰相大臣的真正职任。在他的建议下﹐改由枢密副使韩绛同领。为使变法付诸实现﹐这个机构一方面吸收一些有志改革之士参加﹐议论各项问题﹐另一方面让三司判官﹑发运使﹑转运使及内外官员﹐以及“诸色人”等﹐陈述意见。又选派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和王广廉等八人﹐到各路“相度农田水利﹑税赋﹑科率﹑徭役利害”﹐以便从对现实情况的了解中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以兴利除弊﹐变而通之。于是﹐在这个机构积极努力下﹐于熙宁二年七月之后连续发布了由吕惠卿拟就的均输﹑青苗（常平法）﹑农田利害条约等法﹐对差役法的变革也确定了“使民出钱雇役”的基本原则﹐从而使改革事业蓬勃发展﹐取得非常明显的效果。条例司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于熙宁三年五月废去﹐其权归于中书。在王安石直接领导下﹐中书五房和司农寺成为变法的决策机构﹐新法通过司农寺名义予以发布。例如，募役法初始由条例司于熙宁二年（1069）12 月提出， “考合众论，悉以使民出钱雇役为便”。以后，首先在开封府界试行，取得实践经验以后，交给判寺邓绾、曾布更议。他俩于熙宁四年正月上奏章。“封县户二万二千六百有奇，岁输钱万二千九百緍，以万二百为禄，赢其二千七百以备凶荒欠阙，他县仿此。”“募役法，三人相任，衙前仍供物产为抵；弓手试武艺，典吏试书计；以三年或二年乃更。为法既具，揭示一月，民无异辞，著为令。”九个月后，即熙宁四年十月，募役法颁行天下。从中可以看出，熙宁新政，慎之又慎，每一个法令都要经过许多道工序反复验证以后，才颁行的。所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这是宋神宗的领导艺术。他不是搞一言堂，而是搞多言堂。在十一世纪的中国，能够涌现这样的政治家，很不简单。
据《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一记载，乾道六年（1170）五月廿八日，宋孝宗提出了复古的要求：“旧设两省言路之臣，所以指陈得失。给、舍则正于未然之前，台谏则救于已然之后，故天下事无不理。今任是官者，往往以封驳章疏太频，惮于论列。今后给、舍、台谏，凡封驳章疏之外，虽事之至微，少有未当，随时详具奏闻，务正天下之理。”在这里，给即给事中，舍即中书舍人，二者的职责是为政策法令出台以前把好关；台谏则是政策法令出台以后，负责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三者缺一不可。这也是熙宁新政成功的历史经验之一。当时司马光是谏议大夫，他的职责便是提意见，把自己的感觉一五一十说出来，以便达到新的政策法令万无一失的目的。到了后来，宋孝宗提出复古要求，是因为王安石变法时代成功值得继承。
与此同时，募役法还亲民爱民，减轻贫困户负担。据《长编》卷227记载，募役法初始由条例司于熙宁二年（1069）12月提出，“考合众论，悉以使民出钱雇役为便”。以后，首先在开封府界试行，取得实践经验以后，交给判寺邓绾、曾布更议。他俩于熙宁四年正月上奏章。“畿内乡户，计产业若家资之贫富，上户分甲乙五等，中户上中下三等，下户二等。坊郭十等。岁以夏秋随等输钱。乡户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输。两县有产业者，上等各随县，中等并一县输。析居者随所析而升降其等。若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减半输。皆用钱募三等以上税户代役，随役重轻制禄。开封县户二万二千六百有奇，岁输钱万二千九百緍，以万二百为禄，赢其二千七百以备凶荒欠阙，他县仿此。”九个月后，即熙宁四年十月，募役法颁行天下。它的好处一是按贫富等级出钱，“乡户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输”，即上户和中户的上等和城坊前6等户要缴纳钱，其他不用缴纳，大大减轻了穷人负担。二是让有才干者应募，给于合理报酬，有利于发挥个人专长，提高办事效率或者工程质量；三是有利于促进社会出现再一次大分工，各行各业各司其职，创造品牌产品，等等。木兰建陂的胜利，证明了募人服役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