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乙池|“话说济水” 征文｜话说济水文化的时代价值｜作者：侯仰军( 四 ) 价值|文化|济水|时代|话说

我们认为，21世纪的今天，济水文化起码有三大价值：巨大的历史价值；巨大的文化价值；巨大的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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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价值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从夏朝开始就建立了具有相当大疆域的王朝。但夏朝的存在，在史学界始终存有争议。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辨派不仅否认了夏王朝的存在，更否定了大禹及大禹治水的真实性。1923年，顾颉刚先生提出了他“在推翻非信史方面”的四项标准，其中第三条即“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认为禹原只是神话中人物，有关他的事迹，包括禹治洪水之事，也都是神话，而今人们却将他视作现实社会的人王，将他的治水看做是真的历史，也就是将禹“人化”了。古史辨派的“疑古精神”有其积极意义，但其疑古太甚，极大地钳制了学术发展。近100年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大力发展，考古发掘资料的积累，古代典籍中关于大禹治水和夏商王朝的记载被逐渐证实。而这些资料，大多与济水有关。
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禹的记载很多，从《尚书》到《史记》73种古籍及金文、楚帛书中，禹出现的词频为672次。内容涉及面很广，数量最多的则是与治水相关的记述。如果没有过硬的证据，不能轻易否定这些古籍的真实性。古史辨派将夏以前的古史一古脑儿归于“神话传说时代”，说从春秋上溯到西周，禹是神性人物，后来“他的故事经过一番历史的安排”，世人“所以深信他治水之故，乃是受了《孟子》、《禹贡》的影响”[11]。也就是说，“大禹治水”是战国以后的人虚构出来的。其实，在现藏国家博物馆的秦公簋（春秋时期秦国的铜器）铭文中就有“鼏宅禹责（蹟）”四个字。1923年王国维在北平见到该簋（王国维称作“秦公敦”），认为“秦敦之‘禹责’，即《大雅》之‘维禹之绩’、《商颂》之‘设都于禹之蹟’”。[12]近年来发现的西周铜器遂公盨，有铭文98字，内容包括大禹治水的由来、治水方法和功绩，可与传世文献特别是与《禹贡》相印证。李学勤、裘锡圭等先生认为，从器形和铭文字体看，遂公盨的时代当属西周中期后段。[13]这说明大禹治水至迟在西周中期已是人们相信的史实,而绝不会是战国以后杜撰出来的。
像那样一场留在先民记忆深处并给先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大洪水，必定发生在当时居民比较稠密的地方，而不可能发生在当时人烟稀少的江南。这个地方，就是《禹贡》十三州的“兖州”。“兖州”以西，自今河南中部起，就进入豫西山地；西北，过太行山脉，便入于晋东南山地。这些地方都属于我国的二级台地，不会有大面积的洪涝灾害。即使夏季山洪暴发，也不过使局部地区受到威胁。“兖州”以东，是泰沂山区，也不会有大面积的洪涝灾害。至于“兖州”东北的黄河下游，当时人烟稀少，更谈不上什么灾害问题。只有这“兖州”地区，处在东西两个高地之间，地势低洼，降雨量又丰富，最易受到洪水的袭击。
《禹贡》“兖州”条下有“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与古兖州即今豫东、鲁西南的情况相符。古兖州在河、济两大水中间，没有大山，又地势卑下，当洪水到来的时候人们都往高地逃避；水患平复后，人们又相率定居在平地上了。《淮南子·齐俗训》说：“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这种高地，古人称为“丘”，如“陶丘”“楚丘”“商丘”；或称“虚”（今多作“墟”），如“颛顼之虚”“昆吾之虚”“少皞之虚”；或称“陵”，如“桂陵”“马陵”“鄢陵”。今鲁西南、豫东、皖西一带称为“堌堆”或“孤堆”。在这一地区，我们现在仍然可以看到不少高耸于地面的堌堆，仅在菏泽地区，就有150多处。
考古发现证明，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在利用水和控制水方面有长期的经验积累，到了距今四五千年，用“决渎”（疏导）和湮塞的方法治理洪水、开发利用某些湿地不是不可能。[14]孟子说大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15]？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显然有夸张的成分。而要疏导积水，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开挖沟洫，所以后来孔子论大禹的功绩，说大禹“尽力乎沟洫”[16]。所谓大禹治水，不过是把济水流域的积水排泄出去而已。大禹疏导的主要是济水，而不可能是黄河干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