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面世的出土文献中,逐年整理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以下简称“ 清华简 ”)一般被视为战国中晚期文献,其方方面面的学术价值已不待申言。我们最关注的是清华简的政论治道,或所谓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的篇章义理。这其实也是清华简相较其他新出文献的一大特色。2018年面世的清华简(捌)与2019年面世的清华简(玖)所见诸篇对治道皆有详论,殊为可宝。尤其《邦家处位》《治邦之道》《治政之道》三篇,其体量可观、文辞畅达、逻辑严谨、意旨高远,可供学者细绎之理着实宏富,谨从中所见先秦贤能制度理念略述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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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捌)《邦家处位》篇着重论述治国用人之道,阐明贤能及其制度化理念的重要性。该篇开宗明义曰:“抑君臣必果以度。”所谓“度”,即君主考察臣下、臣下侍奉君主之法度。《邦家处位》刻画君主个人智识不足之态,及其导致臣下不得善用、罔顾公利之果,曰:“君唯聋狂,使臣欲迷。政事逆美,宠福逆恶”。从而,论者主张应当诉诸外乎君臣双方而相对客观理性的力量,建构一种择人、任人制度以约束君臣。当时并非未能选任贤人,惜乎状况不佳,该篇分析选官之弊有损邦国,故强调应以国家公利为本,拔举“良人”。那么,何为有利政事之“良人”?简文主要从反面否定几类人员。一为凭恃“子立代父”之官,阿党比周、权势煊赫、架空君主、危害政事;二是语词华美,实则作恶多端、投机取巧、无益于政;三是君主征召不从之人。
此外,《邦家处位》所述“党贡”颇值关注,其言“贡乃固为美,以探良人”。传世文献中,《国语·齐语》《管子·小匡》均载,管仲治齐曾实行一套详备的人才选拔制度,谓之“三选”。可见,该篇“以度”理念依托于“党贡”之实践,或许有一定的历史社会背景。相较出身、言辞等标准,官员能力及实举更能客观反映官员之“实”,具有可量化、可验证的特征,从而易于融为法律标准而趋制度化。
“以度”的深层意义是确立君臣分工以维系君权,所谓“夫不度政者,抑历无訿,主任百役,乃弊于亡”。究其意,不以法度施行政事、事必躬亲,将会导致恶臣架空君主,“埶僭列而旁受大政”;良臣埋没不彰,效力无门,“民用率欲逃”,寻求善政。君主既不能驭臣,又失民心,自然失势。这是《邦家处位》对君臣如何分工、君王何以自处的关键表述。概言之,《邦家处位》强调“以度”,颇具“法治”色彩,亦合于战国维系君王集权的传世学说,大抵流露出法家法术势之理论意旨。其法度与人事管理之行政技术融合无间,恰是法术结合之策,不难窥见后世职官制度与选拔考绩技术之端倪。
清华简(捌)还有一篇名为《治邦之道》,《清华简》(玖)则有《治政之道》篇,整理者已澄明,二者实为首尾完整的一篇。率先公布的《治邦之道》富有平民参政意旨,提出“举而度,以可士兴;举而不度,以可士崩”之论,隔年面世的《治政之道》亦立足于“兴人是慎”之说。二篇合而展现出一套平民参政体制,表达以社会分工为背景、以君权秩序为基础的广泛选贤理念,反映了周秦之际公卿贵族没落、士人官僚崛起的显著态势。
观此治邦治政之雄文,始终对古来世卿世禄深加诘问,曰:“彼善与不善,岂有恒种哉?”“夫岂令色、富贵乃必或圣乎?”论者力倡以平民百姓构筑选贤体制的基础,主张贤能的选举范围不应拘于世家、蔽于颜貌,而应广泛选拔有才能者,充分予以地位和权力,“虽贫以贱,而信有道,可以驭众、治政、临事、长官”。此外,该篇还明确设计一套任职考核制度:“既闻其辞,焉少小榖其事,以程其功。如可,以佐身相家。”这就要求一般先任命仕者担任较低职官,安排较小政务,上位者遵照实际事功,考核、积累官员处理政事的基本能力,合格才可委以重任。这是中国文献早见的官员任职试用考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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