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学技术的逐步发展,日食、彗星等天文现象在宋代已经获得较为科学的阐释,宋人对各类自然现象的成因有了基本了解。传统的五行灾异学说受到科学解读的挑战,但宋代统治集团并未因此从天人感应观念中解脱出来。宋代统治者习惯于接受天谴理论的指导,心甘情愿从天人感应的层面去解读各种灾异祸乱。天灾人祸发生后,宋代统治者依旧从五行学说和天人感应观念出发罪己悔过。此时的引咎自责是在明悉科学成因后的主动选择,虽然从现代科学角度来说应该破除迷信,但宋代统治集团的这一选择,从历史上督促统治者主动认错和制约皇权的角度来看则闪耀着理性的光辉。就颁布罪己诏的次数和频率来说,两宋高于汉唐时期。除较高频率地发布罪己诏之外,宋代皇帝在日食出现时,反对宰辅辞职、拒绝移闰提议等一系列做法,都凸显了其自我检讨、自我责罚的显著特点一一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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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政治中,宰相担负调燮阴阳、治理国事的重任,自然灾害和天象异常多使宰相惶恐不安,汉朝即形成因灾异策免三公的惯例。永始二年十月,汉成帝认为“变异数见,岁比不登,仓凛空虚”的现状由“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所致,因此罢免丞相薛宣,让宰相和自己分担责任,共同面对天谴。绥和二年春季出现“荧惑守心”的天象,在中国古代星相学上被认为是对帝王最不祥的预兆。担惊受怕的汉成帝为了躲避灾祸,把所有责任一股脑儿通通推给自己的宰相,希望宰臣代替自己接受天谴。汉成帝赐给宰相翟方进的册文上明确指出:“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灾害并臻,民被饥饿,加以疾疫”,把造成政务失调的全部过错转嫁给丞相,同时还一再表示:“朕既已改,君其自思”。汉成帝急于置身事外,努力撇清自己和行政阙失的关系,最终促使丞相翟方进即日自杀以答谢天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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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出现天灾人祸后,宰相通常主动向皇帝递交辞呈。虽然宋代统治者时而会借机罢免宰辅,但多数情况下习惯于归过于己,甘愿把责任一肩担起,因此一般情况下不同意签署宰臣的辞职申请,更不会出现因为灾异致使宰相自杀的现象。元祐二年冬季,“京师大雪连月,至春不止。久阴恒寒”。大雪一直延绵至次年春天,出现长时间阴沉寒冷的天气,对春耕和百姓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元祐三年二月,尚书右仆射吕公著等大臣因此请求辞职:“去冬积雪,甚于常岁,今春以来,沉阴不解,经时阅月,民被其灾。望赐罢黜,以答天变。”吕公著认为自己身为宰相,却没能调和阴阳以致雪灾连月,所以请求罢免职务。但在宋哲宗看来,是自身德行的阙失遭致连月以来大雪阴冷天气,正当自我反思、自我检讨之际,宰臣却纷纷招揽责任请求罢免,无疑加重了自己道德的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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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宗指出,前代贤明的帝王遭遇灾异后,出于对上天的敬畏罪己责躬以悔过,并无把错误推卸给大臣之说。因此决定效仿先王,希望众位大臣与自己同心同德、尽心辅助,君臣合力以消洱灾异。元祐五年四月,宰相吕大防等“因时雨不足,乞罢免职任”。宋哲宗当即拒绝了宰臣们主动退位的请求,认为宰臣担任调和阴阳的职责,因旱灾产生忧虑自责的情绪可以理解,但并不赞同他们主动求罢的行为。在宋哲宗看来,宰辅们主动申请辞职的做法只是保全大臣之体的虚礼,对国计民生没有任何助用,旱灾出现后,真正以诚应天的做法是有效施行救荒之政以安抚受灾百姓。宋哲宗告诫宰臣们不要把精力放在请求退位的虚礼上,希望他们能够提出得当的应对措施,进而有效地控制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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