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人的历史上流传着这样一说:公元10世纪末期,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的统治者弗拉基米尔一世突发奇想:过去尊奉的斯拉夫原始信仰也有些腻歪了,不如从外边引进一个更加高端大气的新信仰,也算是为国家翻个新篇。思来想去,大公挑了如下几个选项:可萨汗国的犹太教、神罗的天主教、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和保加尔汗国的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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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尔一世正在为这道经典四选一的题目纠结不已时,一伙伊斯兰教的信徒跑上门搞推销来了。信徒们把他们的信仰夸得天花乱坠,末了还给透露了一项“福利”:只要您皈依伊斯兰教,遵从穆罕默德的教诲,那么等您百年以后,真主会赐予您70位漂亮妹子;您可以在其中随便挑一个,其他69个也会跟她融合为一。您想想,买一送69,一份付出70倍快乐,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吗?大公听得心花怒放,问道:那么,如何才能成为一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呢?“穆罕默德教导我们要实行割礼。”“小事儿。”“不食猪肉。”“也没问题。”“不饮酒。”“慢着!”大公大手一挥。他说,恰恰是饮酒带给罗斯人许多快乐,如果不让喝酒,罗斯人便失去了灵魂;姑娘可以不要,酒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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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与酒的不解之缘,我们不必赘述,现在人们通俗地认为,正是因为俄国纬度较高,一年里冷天较多,因此习惯饮酒取暖。从历史的角度看,其他因素也影响了俄国人嗜酒习惯的养成:例如,在早期的战争中,在对世界的认知极其匮乏的情况下,瘟疫等带来的破坏让人们误以为一些“污秽”会随水源传播,相比之下,饮酒更加安全。俗话说“酒壮怂人胆”,靠征服发家的俄国人更是对酒奇妙的效果沉醉不已。实际上,俄国人对酒的追捧已经远远超出了生活情趣的范畴,酒直接影响了俄国的历史。饮酒太多会误事,因此,禁酒令也在俄国历史上频频出现。1478年,沙俄政府开始垄断伏特加的酿造与销售;1555年,当局颁布了一道特殊的“禁酒令”——政府使用行政手段强制关闭了大量民间酒坊和酒馆。不过,此举并非为了不让百姓饮酒,而是把酒当成了谋财工具。那会儿,俄国对外战争不断,国库亏空债台高筑,不得不想办法敛财。为了迅速充盈财政,国家在关闭民营酒馆的同时也开设了遍布全国的“沙皇酒馆”,所有的营收都上缴国库。有意思的是,当局似乎生怕有人不来喝酒,甚至还默许在沙皇酒吧里搞赌博和“特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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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大帝时期就更夸张了,他本身就是个品酒行家。彼得大帝为了鼓励士兵英勇作战,特别规定“每名士兵每天应当获取2杯伏特加的专供”。这段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讲,酒几乎被当成了一般等价物。众所周知,俄国文豪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有黑人血统。他的曾祖父是一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黑奴,7岁时被彼得大帝收养,后来还赏赐了贵族头衔;这名黑奴正是彼得大帝于1704年用一瓶伏特加换来的。在当时,用伏特加换货品,这种事在俄国十分流行,俄国人对酒的追捧可见一斑。酒可载舟,亦可覆舟。酒能帮沙皇充盈国库,也有足够的力量革了沙皇的命。一战时期,规模庞大的俄军在战场上连连吃瘪,成了列强中的软柿子。沙皇尼古拉二世很郁闷,他怪罪俄国人太沉迷于酒精,于是颁布了简单粗暴的禁酒令。结果,尼古拉二世费尽心思打造的“小父亲”形象轰然倒塌,百姓气得不行——饭不给吃饱也就算了,酒不让喝那怎么能行?“二月革命”后,有人专门对沙皇政权的失势做了调查,结果发现,反对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表示,不让喝酒的沙皇就是暴君,不推翻他怎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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