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潘天寿碑帖混搭，行书学自黄道周，并最终自成一格！( 二 ) 吴昌硕|混搭|黄道周|行书|碑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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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寿学书从南碑《瘗鹤铭》、唐碑《玄秘塔》开始，虽说皆是“碑”，但在康有为眼中“尊碑”並非“尊”唐碑，而称柳公权等唐人书法皆是“状若运算符”，所以要“卑唐”。由此，可以说潘天寿临帖选择的是南北混搭、碑帖混搭。这一点，不期然成了他中晚期书法风格成熟的基因：汉、魏碑刻与晚明黄道周、倪元璐的碑帖混搭。这是在碑派书风为主流而独辟蹊径的时代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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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寿先后有两个重要的老师，一个写北魏的弘一法师，一个写大篆的吴昌硕，均是书风极其个性化的碑学大师。一般来说，学生是很难跳出这种大师的传承藩篱的，如虞愚之于弘一，王个簃、诸乐三之于吴昌硕。这並非仅仅出于师训。潘天寿回忆过乃师吴昌硕曾教诲他“化我者生，破我者进，似我者死”，于是竭力克服吴书耸肩体势，自成一家面貌。而我认为，潘天寿的艺术风格更多是他个人性格体现的原因。他在青年时代接受教育中，就受到浙江第一师范校长经亨颐强调“凡学校皆当以陶冶人格为主”的影响，他一生从学从艺办学皆一以贯之。他的《听天阁画谈随笔》中的“品格不高，落墨无法”和“做一艺术家，须先做一堂堂之人”名言，被广为传颂。所以，他在几十年的中国美术教育中，反对跟风西学，力主“一民族之艺术，即一民族精神之结晶”，在当代美术教育史和书法艺术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便是“文革”前在浙江美术学院开设书法本科教育，实乃当代书法学科教育的薪火之传。我之所以赘述潘天寿在当代美术、书法教育中的贡献，主要在于描述他艺术家的顽强个性，及有精神指向和社会担当的艺术精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