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唐朝女性地位的真实面目：妇女地位真的空前提高？地位|妇女地位|女性|真实|唐朝|面目

很多人觉得，历史上的武则天之所以能飞黄腾达，排除自己的努力之外，主要还是赶上了难得的历史进程。听说，她所在的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女性友好型时代。“妇女地位空前提高”、“女性的幸运时期”，像此类的字眼，频繁的出现在各种描述唐朝社会生活的文字中。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唐朝也是各类女德书籍大批量涌现的时代，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女论语》和《女孝经》，两书各有一句经典名言流传至今：“将夫比天，其义匪轻（要把老公当天来对待）”和“罪莫大于妒忌（微笑面对老公纳妾和嫖娼）”。
那么到底是女性的“幸运时代”还是直男癌的乐园更接近真实的大唐？
非制度化参政
必须承认，唐朝初年一部分宫廷女性在政治权势上曾经达到的高度，是历朝历代乃至今天的中国都无法比拟的。
从公元655年（唐高宗永徽六年）武则天被立为皇后开始，到713年太平公主败亡，长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少数宫廷女子不但参政，还大致主导了朝廷政局，期间不乏武则天称帝、安乐公主谋求皇太女之类破天荒的大新闻。这些历史经过大众文化的加工传播，普通中国人早已耳熟能详。
唐朝宫廷女子的参政热情，多少来源于北朝遗风。在北魏政权建立之前，拓跋部落首领的妻子和母亲已多有执掌大权的情况，北魏一朝则先后出了太武帝保母窦氏、文明太后冯氏、灵太后胡氏等一系列政治女强人。武则天孜孜以求的与高宗并列“二圣”头衔，也是冯氏和胡氏玩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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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唐贵族女性在择偶，性行为，社会交往、服饰穿着方面的一些自主性和开放因素，也大多是北朝遗产的一部分，即北朝胡风胡俗对儒家礼教的暂时性冲抵。随着唐朝社会儒家伦理的复兴，重新走上“汉家王朝”正轨，这些社会风气都日益淡化。】
不过，这类唐代政治女强人的参政盛况，很难与当代等量齐观。
现代女性参与政治，是制度化和普遍化的行为，是一战以来女性政治地位不断提高的结果。但唐代女性参政机会的获得，基本还得依赖古代常见的那种靠近皇帝、权臣等权力核心人物的便利性，是非制度化的，过程中往往充斥着腐败与丑恶。这种参政能否真正反映女性地位提升，本身即值得商榷。
唐朝法律《唐律疏议·名例》卷即规定，妇女不但不能担任官职，爵位也只能从父、夫、子那里获得，“凡妇人，从其夫之爵位···以夫为尊卑”。
政治女强人们在取得参政机会、乃至攫取了最高权力后，也少有意愿帮助改善唐朝女性同胞们的基本权益。在女性主义尚未萌发的时代，她们或许根本没有此类意识。偶有稍与之搭边的举措，出发点也是为个人的掌权企图铺路。
如公元666年，唐高宗前往泰山封禅，武则天要求陪同主持，并要带领贵族妇女完成“禅”，也就是祭祀地祇的环节。从表面上看，这是皇后在提携普通贵族女性参与公共政治生活。其实，武则天的真正目的是满足个人参与国家大典的强烈意愿，以树立自身威望和权力的正当性。而当时即便贵为皇后，也不宜单独出现在公共仪式中，身边势必要有其他妇女作陪。
在封禅大典上，武则天发表的“礼奏文”明白宣示，自己的职责仅仅是“职惟中馈，道属于蒸尝”，即尽一个家庭妇女煮食祭祖的义务，不准备改变女性当时的社会角色。武在称帝后，也没有推行过任何有意尊崇女性地位的措施。可以说，除非为成就个人政治野心铺路，她的女德观并不超越儒家传统的两性道德规范。
因此，无论一小撮宫廷女性在政治上如何耀眼，它也只是特定时段、特定阶层女性的专属行为，距离普通民众的生活极为遥远。对广大社会中下层妇女而言，她们的全部生活主要围绕家庭展开，不从家庭内部权利支配角度来观察，无法了解唐朝普遍的女性地位。
而唐代普通妇女的家庭经济地位，较前代其实有大幅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