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与王安石、苏洵并列唐宋八大家的曾巩,曾家喻户晓,今却被遗忘?

无论是寻觅小石潭,过百二十步,闻水声如鸣佩环的柳宗元;还是登临岳阳楼,看八百里云梦泽衔远山、吞长江的欧阳修;更有泛舟赤壁,凌万顷茫然,看月出东山、白露横江的苏东坡八大家的名字被课本中一句句的诗文承载着,泛过记忆里的青山绿水,深深地印刻在人们的脑海中。“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这是韩愈作为长者的教诲;“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这是苏洵作为贤者的劝诫;“往者已不及,尚可以为来者之戒”,这是王安石作为智者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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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知不觉中,却有一个人逐渐偏移,流落到了记忆的荒原。不仅教科书上没有他的文章,就连列举八大家时,他的名字也总容易被人们遗忘——这个人,就是曾巩。想想其中的原因,其实也了然。在古代并没有如今这样文史哲专业较为清晰的界限划分,而是在一个文人身上肩负着政治、哲学、历史等多方面的使命。于是,在我们分别分析某几个领域时,同一个名字反复出现的现象十分常见。但曾巩并不是一位全能手,他在书画方面涉及不多、政治方面也是微末、历史方面虽有建树却也不足以在历史教材上占据大量篇幅,即便是引以为傲的文学,他所擅长的论述性文章传诵度也不高,如此一来,便自然而然又无可奈何地进入到了一个十分尬尴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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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虽然从科学层面无从论断,可从曾巩身上看,他这无心追名、也无意逐利的性情,当真是对应上了当今的尴尬处境。“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这是《宋史》中对曾巩的评价,这个评价可谓十分中肯,说曾巩的文章从容冲淡而不啰嗦,简明精要而不晦涩。文如其人,曾巩的人生也是如此,没有断崖式的大落大起,也没有醉酒失智式的颓丧或是激愤,沿途的风景只剩了从容不迫和心安。曾巩出生于书香门第、儒学世家,他的祖父曾致尧和父亲曾易占都曾是北宋的一代名臣,惊艳了各自的时代。而到了曾巩这里,却出现了些意外。并非是幼年的曾巩一时贪玩、阳奉阴违、凑泊了学业的故事。相反,幼年的曾巩就表现出了极高的天分,他记忆力超群,脱口成诵, 十二岁提笔作《六论》,即名扬了天下。可就是这样一个少年英才,却在科举考试时屡试不第,不禁让人大为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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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当时的科举考试主要以应举时文为主,可曾巩却别开生面的擅长策论。用我们当今的话来说,也就是应试技巧这样微不足道却不可或缺之处没有磨练好,那考试的结果不理想似乎也是意料之中。面对这样的尴尬境遇,曾巩并没有愤愤不平。而是一边继续读书,一边与王安石、范仲淹等好友继续维持着书信往来。直到庆历七年他的父亲去世,不得已之下,他才辍学回归了故里,侍奉继母。逆境之中,比起苏东坡等同道中人,他活得更像个普通人。坦然接受命运的捉弄,回想孝顺父母,与兄弟友爱,却又不甘于碌碌,在平凡中等待着机会。终于,嘉祐二年,欧阳修主持会试,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曾巩终于考中,荣登进士第一。曾巩虽然名扬天下,可这样不急不忙的人生太过于平凡,许是这样,他的经历便常被人们忽略了去。即便是文章,过于中正平和的文风,也很难与当今的阅读习惯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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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文人立世,离不开的便是仕途。虽然单看文章,旁人比起曾巩自然是莫之与京,但曾巩的仕途却始终没有达到与他的文采相称的地步,官职不高,便成了曾巩被人们淡忘的原因。“官无虚名,职无非事”,这是曾巩对自己的要求,他也用实际行动,将这变成了自身的代名词。细细说来,曾巩参与与政治有关的事物其实很早。这和古代文人的主流思想有很大的关系,“文章合为时而著”,“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12岁时,曾巩便提笔立就了《六论》,也正是这篇文章,打开了曾巩的交友圈。在曾巩18岁随父赴京的时候,许多同道之人便都是凭文识人,结成挚友。以这样的方式,他结识了王安石,并且与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鲜衣怒马的少年同游,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为人处世的态度,可谓是一桩风流事。同时,自然而然地,这也为曾巩日后的仕途铺陈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