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细读《宋论》，了解宋代历史辽宋夏金|君王皇帝

王夫之对宋的兴起，有自己的独到分析。
赵匡胤本是五代后周（郭威创立）的殿前都点检（禁军总指挥），当后周世宗柴荣英年早逝，他的儿子仅有七岁，就匆忙即位，人心不稳。赵匡胤在此背景下，以陈桥兵变的形式使皇袍加身，取代了后周的小皇帝，建立了大宋王朝。
陈桥兵变时，一些人用天命说来造舆论，因此王夫之开篇就论述统一天下与天命的关系，认为统一天下不是靠天命。
赵匡胤称帝后，为后世继位者立下三条诫令：
保全后周的柴氏子孙、不杀士大夫、不加农田之赋，
王夫之认为作为帝王，这三条诫令表明赵匡胤具有值得称赞的“盛德” ，赵匡胤又对降伏之主采取优遇政策，王夫之称之为“忠厚” 。
在士人与君主的关系上，王夫之针对五代以来士风败坏的情况，强调士人自身应该自贵自重（士人无耻自贱，自唐末开始，参见《唐鉴》），使太祖不能轻贱他们，而有护惜之情。而君主则要重士、得士，其大臣、师儒、长吏也要重士，为君主选用士人，这都关系到王朝政治的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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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
太祖初期喜欢微服出行，王夫之认为：历史上君主的微服出行有三种情况：
一是察群情以思预制，一是利用微行而狂荡嬉游，一是为了苛察而微行。但帝王的微服出行，只是凭借个人的聪明才智与天下斗捷，不能视为治理天下的正道。
太祖面对赵普的善于言辩，虽然有时无言以对，但非常清楚天下事不能尽靠书生，所以他要利用赵普与武将相互制约。
但太祖的猜疑心太重，后来的宋朝君主对大臣（尤其是武将）都有猜疑之心，这起源于太祖，并成为整个宋朝的一大弊端。
关于礼法的改变，王夫之认为变与不变，都要根据时势的不同及情理的可否来加以考虑，并非凡是变革都是好事。
对于吏治，王夫之提出省官可清吏治，增俸可责官廉，吏之扰民在于赋税、狱讼、工役三者，帝王对于官吏应任之以道，兴之以贤，驭之以礼，防止官吏借赋税等事扰民。
又认为国家的各项事务，都要事先有充分的储备，要储其盈以待事，但不能过度储积而加重民众的负担。
王夫之认为太祖开创的宋朝政治，超过了汉代文景之治和唐代贞观之治，因为文景与贞观之治最多维持两代，而太祖开创的宋代制度，从太祖到熙宁，都可称为治世，时间长于文景与贞观之治。
究其原因，一是子孙能继承其事业，二是有多士赞襄，三是有家法为之檠括，四是有政教加以薰陶，所以自汉光武帝以后的有令德之君主，宋太祖可称“迥出”于他们之上。
这是王夫之对宋太祖赵匡胤的基本评价。
他对宋代兴起中的天人关系，做过如下的分析。
宋朝兴起，统一了天下，民众得以安宁，国政得以治理，文化礼教得以兴盛，由此可知天命是什么。
天的事，很难说清楚，人对于天，不能想像成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为天没有常态，所以难以把捉。
天和命合在一起说，对于人，都是不能改变的。天的变化推移，是根据万物的具体情况和变化，由人加以斟酌，逐渐可以看出天命或天运是怎样的。
人再基于此，而决定怎样处理各种事务。人要尽人事，代替不了天，但人做事做得好，天也会对人起到护佑和帮助的作用。
这实际是说宋太祖赵匡胤得天下，是得到天的护佑与帮助的。因此，赵匡胤建立宋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功绩一是彻底扭转了自唐末到五代时期的天下混乱局面，把用武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最高手段的暴力政治，改变为依靠文化进行治国理政的态势，从而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有文化的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