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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太和十九年(49_5年)十二月二日,孝文帝,也就是那个汉化的孝文帝拓跋宏。下诏禁止士民穿胡服,包括鲜卑人在内的所有少数民族不分性别都必须改穿汉族服饰。在《魏书》中就记载“引见群臣于光极堂,班赐冠服”。这一次改制并不是突然性的,而是一次早有预谋的改革。孝文帝执政以前一直是冯太后执政,冯太后执政时间长达25年(466-490年)。而冯太后受汉文化的影响颇深,是推行汉化政策的有力倡导者。她先后推行了傣禄制、三长制、均田制、租调制等措施,帮助拓跋政权稳固统治。这也为以后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奠定了基础。孝文帝在“班赐冠服”之前,北魏的贵族大臣仍是以鲜卑服为主(毕竟北魏就是鲜卑政权),服饰改制并不是无中生有。必然要从汉服中吸取营养,孝文帝改制的过程中,不仅借鉴南朝的服饰典章制度,而且还延续了原本中原地区所保留下来的传统。可以说是博取百家之长的融合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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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北魏的拓跋宏如此,西魏时期的宇文泰在政治上也奉行以德治教化为主,法治为辅的统治原则,西魏是北魏分裂的产物,一样是鲜卑政权。要求各级官吏用儒家学说修身,躬行仁义、孝梯、忠信、礼让、廉平、俭约等,烙守这些儒家道德规范。同时又向人民灌输孝梯、仁顺、礼义,用这些儒家伦理纲常观念束缚人们思想,以心和志静,邪僻之念不生,稳定统治秩序。在服饰上也以继承《周礼》记载的职官服饰为主,大力推行被儒家思想影响的礼仪服饰。与北朝相似,南朝政权一样也在服饰上加大力度。梁武帝在尊《周礼》的基础上对服制改革的同时,也运用了自己的理解。在虞舜十二章中,衣裳分别各饰以六章,而到了周代,日、月、星辰三章改用于族旗,冕服上只用九章了,衣五章而裳四章。梁武帝进行了取舍,他仍是服用以十二章,但把文章的前八章画于衣,后四章绣于裳。具体的十二章分配,含有日月星三章一组在衣,又五章一组在衣、又四章一组在裳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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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章的排列顺序,在两种古制中都有所不同,其中“登龙于山,灯火于宗彝”,他采取的应对方式就是火排在宗彝之前,龙依然在山之后。这种似是而非的改制,既符合君主的身份,又没有远离周制,是一种更好的组合搭配,可见南朝的服饰改革的精妙。三.唐代礼服,大国气象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七年(624)颁布了“武德令”,其中规定了大臣的常服用色及所用图案材料等方面。如亲王至三品用紫色绫罗制作,用玉带钩。五品以上用朱色绫罗制作,六品用黄色犀钩。七品用绿色龟甲。九品用青色丝布制作。唐高宗李治时,颁布法令,禁止除皇帝以外的人穿着黄色衣,从此之后黄色成为中国皇室的专属颜色。武则天时代的服饰制度和风尚是有唐一代变化较为明显的时期,突出体现在佩饰制度、服装的色彩纹样以及着装方式等方面。武则天时期,因玄武与“武”姓音合,逐改佩鱼为佩龟,并初次规定龟袋按品级不同分别用金、银、铜饰。另外,一种在革带上缀挂若干小带,以便悬挂各种杂物如小刀、针筒、囊袋、火石等的所谓“蹼蹬带”,也是在武则天时代得以规范化并进入流行最盛期的,极具装饰的效果和身份标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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蹼头是唐代男子独特而且最常见的头饰,自产生之初起一直流行顶部低平样式的所“平头小样巾”,从武则天时期开始出现顶部隆起的高头巾子,即所谓“武家诸王样”,开高顶蹼头流行的先河。我国百姓之所以被称为“苍头”也和这个头巾密不可分。武则天时期在服饰上最大的创新就是在各种不同职别官员常服的胸前和背后,绣以各种不同的纹样,文官绣各种对禽,武官绣各种对兽,称为“异文袍”。新任官员袍上皆绣山形纹,周围并绣有十六字“德政惟明、职令思平、清慎忠勤、荣进躬亲”,可以说这一制度直接流传后世,后世的所有官服上面基本都继承了这样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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