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王安忆:黄宗英阿姨,他们始终持自然的天籁( 三 ) 阿姨|自然|罗洪|天籁|王安忆

黄屏是我较为陌生的一位阿姨，原因可能是与母亲共事时间不长，但是从文章中看，恰是在“文革”结束，方兴未艾的日子里，与母亲同在《上海文学》编辑部致力于复刊，让我了解了母亲这一阶段的工作。在萧瑟的十年之后，终于迎来生机勃发的季节，万物复苏，多么让人兴奋啊！文章所写到的人物，于我都是敬仰的前辈，有一些还引我走出困境，比如，洪泽伯伯，是他帮助将我从徐州调入上海，并且进《儿童时代》杂志社工作。元化伯伯，他晚年居住的庆余宾馆，以及度过最后时刻的端金医院八楼，常是我辈聚会的地点，他毫不嫌我们轻薄浮躁，与之平等相谈；还有文中所写元化伯伯的“三姐”，亦有数面之缘。施蛰存先生，我与他做过多年街坊，他家就在我经常光顾的邮局楼上，于是就会路遇先生的徒子徒孙，我却从未见过他，于我来说，是文学史上的人物……他们所经历的动荡人世中的遭际，原本只是抽象的概念，如今在黄屏笔下，有了具体的细节，其间的悲凉扑面而来，变成可感的了。
姚芳藻老师所记载的人与事，延伸进更早远的时间，亦更为严酷，大约是由新闻采访人员职业决定的。如她父亲说：“新闻采访人员要杀头的”，这是世事洞察的明鉴，又像谶语一般，虽然不至真的“杀头”，可不也是尝尽艰辛。文中所写，尤其《失踪在莫斯科》，那一位陨落于国际共运冤案中的朱穰丞烈士，读来就像是传奇，却是腥风血雨的传奇。在母亲家中，我常遇见姚芳藻这位座上客，母亲总是要郑重的介绍，有几次提起，像是要话说从头，可看我兴致淡然，又欲语还休。人就是这样，对身边的生活激不起太多的好奇，因为太过日常，不相信会有意外之笔，岂不知，历史就是这样发生和进行着。不久前还遇见，是在我居住的街道上，姚芳藻老师带着孙儿在花园里玩耍，谁能知道呢？这位含饴弄孙的老太太，曾经有过风云激荡的政治生涯。这一幕挺让人安慰呢！有一种动后余生的温馨气息。生在命运多舛的二十世纪中国，一个知识分子不可能免受蹂躏，尤其是女性，不仅要担负起自己的遭际，还要饶上丈夫的一份，再扛起重闸，护佑弱小的儿女。终于风雨晴定，云霁开处，是漫天的霞光。
从小跟母亲出入巨鹿路675号作家协会院子，这些阿姨们可说看我长大。记得有一个暑日，母亲将我安置在大楼廊前的荫地里，供给我一堆图画书，嘱我不许乱动，然后就兀自进楼办事。母亲去了很久，日头渐移，荫地就成了太阳地，有阿姨走过，让我移到荫地里。因有事前母亲的告诫，我不肯移动一寸，对前来劝说的阿姨们，都抱警觉的态度，等母亲闻讯跑出楼来，我差不多要被太阳烤化了。后来，长大了一些，学会了顽劣，便和小伙伴们在院里践踏花草，然后在花师傅愤怒的追赶下四散奔跑。许多时间过去，我已成为作协的会员，有一次在传达室领取邮件，一位阿姨忽从光线暗淡的屋角里，拽出一个老人，说：看啊，一直想看茹志鹃的囡，这就是啊！是花师傅，他从来都是这样，瘦小、缄默，穿一件干净的中式对襟布衫，手提一柄偌大的花剪，此时，他神情腼腆，我也极不好意思。就是这样，无论我长成什么样，花师傅，阿姨们都知道我是从哪里走来。我的幼小、愚顽、淘气、霉运、不顺遂，那些不堪的岁月，他们都是见证。而我则是要付出心智和虔敬去了解她们，她们经过的时代，我不可望其项背。这就是我和阿姨们的关系。
2008年11月14日上海（本文为《七人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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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
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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