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朝正统性的争夺,往往是“政治神话”的诞生源头。
吴嘉禾元年(232)冬,自孙权“黄武僭号”(222)已过十年,自“黄龙改元”(229)也已过三年。但孙权始终没有履行郊祀天地的“帝王义务”,导致群臣疑惑,集体上表劝其郊祀。
孙权的回复十分意味深长:
“郊祀当在土中,现在不在正确的地点,便不必郊祀。”
是冬,群臣以权未郊祀,奏议曰……(孙)权曰:“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江表传》
“土中”是专有名词,指洛阳。彼时洛阳是曹魏的国都,孙权郊祀自然不可能在土中,故作罢。
为何郊祀一定要在洛阳?这是因为洛阳特殊的地理位置。
祭祀天地是“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理论的重要环节,因此对于郊祀地点的选择,是尤其严格的。
按照中古的术数理论,洛阳居于“天下正中”,因此在这里便能测量计算出“最精确的天象历数”,可以准确预判出王朝的兴衰走势。
换言之,如果不在洛阳,所谓的占星、望气也便不再准确。在“非其所”之地的郊祀,自然便没有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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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
孙权这种心态,实际与他的迷信思维有关。
虽然“占星望气、谶纬术数”等技巧,在中唐之后被扫入异端,但在三国时代,却不容置疑。在儒教的理论体系中,被称作“内学”。
孙权对儒教经典了解有限,反而偏爱巫蛊邪术;这种佞邪的恶习,一直延续到末代君主孙皓身上。
又因为北朝占据“天子居土中”的理论优势,故江左政权,往往编造“东南王气”的政治神话,借此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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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中”的政治隐喻
土中即“天下正中”。在两汉与中古时代(魏晋至隋唐)的语境下,专指洛阳。
天下正中的理论源自周朝。夏至日于土地中插入“八尺测影表”,圭上影长一尺五寸,即为天下之中。
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影),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影),尺有五寸,则天地之所合,四时之所交。--《周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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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表测影
在两汉时代,天下之中的位置,存在些许争议。马融认为洛阳是天下之中,而郑玄则认为阳城是天下之中。不过两地相距不远,一般统而言之,以洛阳为天下之中。
“土中”的位置,在古代天文知识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因为彼时需要通过观测星象变化,来预判王朝走势。
洛阳因为“居天下之中”,所以测量周天、观测星象、计算天数等一系列行为,均需要在此处完成。偏离“土中”的话,得到的数据也便不再准确。
洛阳为“测影之地”,在古代是常识。这种情况大约在中唐时期,因为佛教的理论冲突,才出现变化。
佛教认为“天下之中,夏至无影”,但洛阳的测影表,在夏至日有一尺五寸之影。故产生了“中国与印度,谁才是天下之中”的争议。
注:唐朝的“土中位置”争议分析,详见孙英刚《洛阳测影与洛州无影》一文。
但上溯至魏晋,洛阳为“土中”依然是无可辩驳的真理,而“王者居土中”又是士大夫阶层的固有认知。
因此,在东南偏霸的孙权,无论如何都无法认可、也无法相信,自己真的是“天命所归”。这也是孙权一生未曾郊祀的原因(曾祀南郊、不祀北郊)。
权曰:“(周)文王性谦让,处诸侯之位,明未郊也。经传无明文,匡衡俗儒意说,非典籍正义,不可用也。”--《江表传》
类似的心态,在蜀汉君臣那里也同样存在。比如诸葛亮北伐时,曾孜孜不倦地提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出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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