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在“重塑中的世界”，以诗篇铸就人类总体意识和精神高度( 三 ) 人类|精神|高度|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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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捷尔纳克
一个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严酷事实是，无论是身处疫情地区，还是在遥远的他方安然居家，没有人能彻底置身事外。许多人的内心体验和《诗潮》主编、诗人刘川如出一辙：“我”被分裂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与远方有关、和世界有一种互相影响的总体性的“我”，一部分是由于疫情的隔离，与世界切割开来作为个体的“我”。这种对大多数人都成立的分裂感，为诗人的书写带来了难度，也提供了一次厘清的机会，“我们需要回到对于文学和文化的本质理解上去，‘文’原本有花纹、装饰之意，代表着文学修辞的一面，而诗则是诗人‘思’的工具，要让诗歌在修辞之外，更多地发挥对人的激励作用。诗歌中蕴含有让人超脱个体的局限，成为总体的人的能力。”在疫情之下，关于诗歌本初的问题也再次凸显，如《上海文学》副社长、诗人张予佳所说，诗来源于灵魂的焦灼与困苦，也来自难以解决的对外在世界的迷茫等问题，而将诗歌刻写下来，其作用则在于永远保持和世界紧张但是平衡的关系，为我们短视、苟安的生活带来希望。
可以说，他们的感受，正应和了吉狄马加在致辞中的呼吁：“在人类正在经历最艰难的时刻，诗人和诗歌更应该承担起引领人类精神的崇高使命，要把捍卫自由、公平和正义作为我们共同的责任；为了促进全人类的和平、进步与发展，我们要用诗歌去打破任何形式的壁垒和隔离，要为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合理和人道的世界作出我们的贡献。”
在新时代条件下，凸显成渝诗人的文化特性和个性
出于疫情防控需要，经调整后的诗歌周活动多集中于嘉宾所驻地，也因此拥有了更多对话和理性思考的空间。在“疫情以来的人类世界与诗歌表达”之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诗歌表达”也成为本届诗歌周嘉宾们探讨的中心议题。
自古以来，巴蜀地区涌现了数百位知名诗人，也诞生过无数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以诗章的方式将这片丰饶之地镌刻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长卷中。及至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伴随着中国当代诗歌的爆发性发展，成都乃至成渝作为中国诗歌重镇再度发出耀眼光芒。在霍俊明的梳理中，第三代诗歌运动的策源地就在成渝地区，“这里推出了上百位重要诗人，包括中国最重要的诗歌流派、诗歌文本和观念是在这里产生的，对中国先锋诗歌运动起到了特别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梁平所言，“诗歌在成渝是一个特别特殊的符号，这个符号是整个中国必须认可的，其中所涌现的诗人和诗作，足以成为诗歌重镇的担当”，如今，作为国家重要战略的成渝双城经济圈的融合，也进一步提升了两地文化交流的活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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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杜甫草堂举行的诗歌朗诵会
作为外省诗人，当谈及成渝诗歌如旗帜和地标一样的存在时，林雪内心往往会浮现一个词：致敬。“我们向这种诗歌致敬，向多年来传播诗歌文化，在继承文化遗产的同时又在创造新的遗产的诗人们致敬。”感慨于川渝地区丰富的文学和历史遗存，《诗歌月刊》主编、诗人李云将其视作诗歌创作的一座宝库。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如火如荼的进展中，他所看到的是一种来自于文化的源头：“成渝两地都是巴山蜀水的文化象征，可以说是诗歌的自觉和文化的自觉带来了经济圈。面对如今的诗歌语境和经由‘经济圈’所推动和涌现的社会新发展，诗人要锻炼，要用当下的理念写好当下。”
“巴蜀的诗歌特质强调城市文化和市民文化，内容和当时的市民生活几乎是重合的。”以《中国艺术报》总编康伟的观察，当如今的城市生活发生相当大的改变，既有对历史的继承也有对新时代的融入时，经济、科技都与诗歌产生交融，这对诗歌创作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诗人不是经济学家，可以捕捉经济之外的深度变革，要保持鲜明的特色，在新时代条件下，突破性地、面向世界地凸现成渝诗人的文化特性和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