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论文与文学作品的地位不同，作家虽然也有悔其少作的时候，但第一流的文学家却是片言只语也受人尊崇，而且文学的辉煌并不一定是与时俱进的，所以任何时期的优秀文学作品从来都不会令人有过时的感觉。但科学论文却是会过时的，新发现与新研究往往使过去的学术成果成为无人阅读的明日黄花。除了里程碑式的著作以外，一般过时的科学著作必然无人问津。
但我们读竺先生的著作却时有新鲜感受，随便翻开《中国的地理环境》一文吧，还在1936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敏锐地指出：“中国的面积……与欧洲面积差不多，所以地大两个字，可以当之无愧，可是物博就不然了。我们要晓得单是地大是无用的，必须要有好的地理环境才行。”接着就用详明的数据指出了中国地理环境的缺点，与历来的地大物博论唱了反调。
竺先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即使非学术论文，他也极其认真对待，例如1957年在瑞典植物学家林奈纪念大会的开幕词中，他不但很得体地引用了恩格斯将牛顿与林奈相提并论的话，还利用了最新的科学史著作，即1954年才在伦敦出版的贝乐纳的《历史上的科学》，来加强自己的观点，其时国内还没有此书的译本，说明他一直注意国际上的学术动态。
对于其他学者请他审读的书稿，也实事求是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决不敷衍，不溢美。1959年复侯仁之信，对北大地理系所编的《中国地理学简史》前四章提出中肯的意见。他认为郑和航海“诚是历史上的壮举，也是我国航海史上光辉的一页，但不能称之为地理发现史上的空前壮举。因为在五代、北宋，甚至隋唐的劳动人民，早已足迹达印度洋”。
明年就是郑和首次出航的600周年了，国内的庆祝活动自去年已经开始，这当中，如何正确看待郑和的成就，其实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决不能因为有西洋人说郑和1421年已经发现美洲，就让我们乐得丢掉了科学态度。竺先生的意见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至于该书的第五六两章，竺先生坦承没有时间看，也就不提意见，这是何等负责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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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放到去世，竺先生在新中国生活了24年时间，一方面他真心拥护共产党，在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经历各种运动，也不得不写、不得不说那些不想写不想说的话。我们在1957年可以读到他的一篇反右的发言稿《谁说党不能领导科学》，在两次会议上都同用这一篇，只不过第二次加了一段很轻描淡写的批判文字。在日记中他自己说，此文不过三千字，竟花了两天功夫。
要批判就得有话说，但又无话可说，可见当时是如何地搜索枯肠。《竺可桢全集》的编者告诉我们只有这末一段批判语是作者手笔，独占一页，其他是别人抄写的。感谢编者的细心，让我们知道了文字以外的信息。在这篇批判文章中还有一句话是说中国有世界上丰富无匹的资源，显然与二十年前在《中国的地理环境》一文中地大物不博的观点相悖，违心在这种文章中本不可免。而且在日记中，竺先生还说他的发言是完全照着稿子读的，批判会议当时的情景由此语可以想见。
竺先生不但人格高尚，而且做事执著，数十年的日记能一天不差地坚持下来，甚至在丧妻之痛时，仍不脱漏，这岂是一般没有毅力的人能够做到的？《竺可桢全集》有二十卷，现在不过只出了著作四卷而已。我们等待着在某种意义上比学术著作更重要的日记的出版，因为其中记录的不但是竺先生个人的生活，还透视了国家民族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各种变迁。
我常常奇怪于竺先生他们那一辈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既写下了数量庞大的学术著作，还要参加各种学术与非学术活动，还有许多不一定愿意参加的应酬（何炳棣曾问胡适说，您在醒着的时候是不是至少有三分之一是用来应酬的，胡适说是的），最后还给后人留下成百上千的信函与几百上千万字的日记。我们的没有时间我们的忙比起他们来怎么那么微不足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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