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或许也是为什么,这部小说集在问世之后,激起了巨大的争议。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内文学市场上最受欢迎的作品,除了经典,大抵而言是现实主义小说。许多人都曾向我说过,他们心目中的“好小说”,首先一点应是深刻反映现实的,其次是能以最平常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好故事,而不要夹杂什么评论。在这样的口味之下,人们在意的其实既不是写作技巧上如何先锋,甚至也不是文学价值本身,而是其中蕴藏着的真实与温情,恐怕这也是近些年来描写社会问题的非虚构写作在中国大受欢迎的最根本原因。
相当诡异的是,这种受众的反应跟中国人对“美满”的心理期望类似,难以承受过于锐利的东西。这是一种直觉感性的判断,认为只有文学作品能传达出自己能理解、认同的价值,那才是“好”。1906年,美国女作家伊迪丝·华顿的小说《欢乐之家》改编为戏剧,她预见这部戏剧注定会失败,因为她拒绝让女主角活下来,但她还是邀请文学批评家豪威尔斯到纽约观看首场演出。豪威尔斯离开剧院时转身对她说了一句话,直指戏剧失败的原因:“美国大众需要的是有幸福结局的悲剧。”
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大团圆”是一个常见的结局,这常被嗤为烂俗,但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人们对此有着普遍的社会心理需求,因为人还是需要认可周遭环境,至少找到某种支撑,肯定自己的生活期许。张爱玲的小说《小团圆》在结尾又写了战后一段模糊的感情、漂洋过海和简短的梦,为什么要这么写?如果结尾于中日战争,那就整个是悲惨的往事,充满人生的无趣和无常,被操弄的感觉,但现在这样写,就赋予了对痛苦的距离与超越,有些东西就明亮和“正”了,也给了书、给了人生以价值,与此同时,以乐景写哀,在文学上也有特殊的价值。
也正因此,余华这样的小说家在国内可以大获成功,像《活着》这样的小说看起来相当平实,没有阅读门槛,可以一口气读完,但又在悲剧力量中具有平静的强大力量,传达着中国人对生活的坚忍与达观。这恐怕也是普通人接受、理解、喜爱双雪涛的原因之一,他的小说往往也是在困苦中有暖意,有人和人相互支持的光照。无论是《平原上的摩西》还是《飞行家》中的短篇小说,几乎谁都能读得下去,而内行也能看出门道来,知道他在哪里写得好。
这样,在中国的文学市场上,一部作品的成功往往是“双重”意义上的,它必须得是“雅俗共赏”:普通读者首先期待它是一个“好故事”,对意识流之类的先锋写法敬而远之,也不怎么喜欢过于尖锐的“阴暗”主题,只有吻合这种心理期许的,才会受到欢迎;而与此同时,它又得在文学价值的层面,让批评家们看出它的好。
【 美满|美满底下的尖刺】毫无疑问,要做到这一点很难,这不仅是因为小说家未必总能兼顾,又或对哪一边更重要有着自己的判断,有时也是因为那本身就是其风格所在:就《美满》中所展现的中国社会生活来说,要表现那种张力就无法忽视那根尖刺,而要理解它就不能缺少反思性——那本身就是这生活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议论”而已。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如何看待这部小说的问题,说到底也是我们如何看待现实生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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