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满|美满底下的尖刺与其说是|早熟|威廉斯|《女儿》

◎维舟
《美满》这个书名可能会让人产生错误的心理预期，因为书中的九个故事没有一个能说得上是“美满”的。当然，就像张爱玲所说的，“生活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长满了虱子”，在看清楚它的真相之后，还冠以“美满”之名，恐怕既不是自我安慰，也未必是讽刺，倒不如说是一种话中有话的苍凉，一种饱经世事后“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感叹，以及一种“认清生活真相后仍然生活（可能谈不上热爱）”的集勇气、无奈与自在于一体的复杂生活哲学。
这样，普通的词语呈现出全新的意味，但这与其说是小说家的文字技巧，不如说来自对生活的洞察与深切体会。那就像是一个早熟的孩子才能敏感捕捉到的生活认知，同时需要配以强大的神经，因为这种锋利其实很难承受。我怀疑这与淡豹的三重身份有关：她是女性，曾是人类学者，现在又是小说家，这些经历共同赋予了她穿透生活表层的敏锐。
但在中国社会，这并不是一种受人欢迎的天赋，有时甚至因其折磨人的能力，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诅咒。就像书中第一个短篇《女儿》中所暗讽的，“太敏感是在中国生活最要命的缺点，那令别人比你更累，没有人能承担想太多”。讲求现世福祉的中国人，往往自动规避了那些痛苦的自我拷问，以一种世故的漠然面对真实生活中的千疮百孔，仿佛那是不受欢迎的幽灵。就像“和谐”一样，“美满”试图在个人生活中裱糊起一个过得去的布景，因为对中国人来说，“过日子”有着根本的存在论意义：只有在日子过得下去、维持家庭的整全的“美满”之中，人们才感到人生还有希望，也由此更理解自己生命的意义。
在这“美满”之下，有着无法释怀的尖刺，深入骨髓。实际上，就像我们在生活中不时见到的那样，中国人为了过日子，为了获得人生的完满，常常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在《山河》中，“为了让我未来拥有完整的生活，妈妈不惜对过去撒无尽的谎言”，而她那个早熟的私生女，“带着对妈妈残存的期待，我希望她没有对自己的话信以为真”。在《父母》中，生活在难以维持的时候仍然在维持，“日子过不下去了，至少与对方不能，但因为同样的原因，必须要与这一个对方，把日子过下去。”
在这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它恰如其分地写出了那种中国人生活中的张力：在动荡多变的现代社会中，即便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人们也因为迁移、分歧和感受的差异而同床异梦，与此同时，他们却又仍然投入那么巨大的心力，维持着这个随时可能走向分崩离析的家庭哪怕是自欺欺人的整全性。他们不愿意面对那些尖刺，选择撇除不愉快的记忆，那与其说是麻木、世故和惊人的冷淡，倒不如说是人们认定那是为了达成人生完满所值得付出的代价。
但它终于不可避免地遭到了质疑，或许可以说，它竟然能够被写下来，本身就意味着它已经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如今，这种想要生活“美满”的努力，看起来更像是悲剧，一场人人心知肚明又不忍心拆穿的共谋，也因此显出事与愿违的哀伤。淡豹在小说中恰如其分地书写出了这个转折时期的社会心态：人们内心其实已经在质疑，但未必说出口；他们甚至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还要那么做，只是依照着强大的惯性，觉得自己不得不那么做。
在这些故事中，她往往是以第一人称的女性视角在叙述，但无论是什么角色，通常都是一个“内部的外人”，仿佛一边在生活，一边又在审视自己的生活。那不仅仅像“后记”中所说的，是“在人海中打捞生活的骸骨”，更重要的是一种疏离的态度，这一点本身就是让很多人既不舒服也难以承受的，因为那意味着要把自己当作他人来看待。但如果因为这些短篇对女性处境的精确描述就把它看作是“女性文学”，那就错了，正如约翰·威廉斯虽然写出了“最好的西部小说”《屠夫十字镇》却拒绝被看作西部文学作家一样，在此探讨的其实是更为普遍的命题：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基本处境。
然而，这样的写法是很不讨巧的，因为它并不只是在呈现生活本身，也夹杂着对生活的反思，弱情节、片段化的意象密集、很多跳跃与留白——总之，看起来很难影视化，甚至会让读者感觉在跟进作者的节奏时相当吃力。第一篇《女儿》尤其有阅读门槛，在充分显示出淡豹的语言驾驭能力的同时，也使得阅读这篇小说本身变成了一种高难度的智力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