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两晋南北朝之儒家经学的锐变，以及玄学的兴起( 三 ) 南北朝|儒家|玄学|两晋|兴起|经学|中年

嵇康、阮籍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名教，实际上是对当权的司马氏不满，采取不合作态度。他们借老庄的放达和老庄的社会政治学说以抨击当权的虚伪的名教政治。实际上，他们也不是要否定封建礼教，而是主张“尊卑有分，上下有等”的。
西晋时期玄学家的代表人物是向秀（约227-272)和郭象（约252-312)。向秀有《庄子》注，后来郭象又加以补充发挥。他们认为一切现存的事物，如政治机构、社会组织、上下之分等都是合理的；现存的“名教”是“自然”的最好表现；当权的“帝王”就是最理想的圣人。他们说：“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他们认为每个事物都应各安其位，这样就是自足其性。
这些都是为现存的统治秩序辩护，为司马氏政权歌功颂德。他们的思想，代表了西晋门阀士族的利益。
清谈发展到东晋，完全成为口头虚语，纸上空文执政的达官贵人终日口谈玄理，不屑管理具体事务，是导致东晋灭亡的原因之一，这就是所谓“清谈误国”。
东晋末刘宋初临川王刘义庆招集文士编写了一部《世说新语》，是一部比较完整地记载魏晋时清谈玄学的书，语言生动、言简意陔，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也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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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无君论》：君主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在魏晋玄学流行时期，鲍敬言是一位激进的思想家。他的著作《无君论》早已遗佚，现在只能从葛洪《抱朴子》中的＂诘鲍篇” 中以窥见其片断。
鲍敬言的生平也只知道他是和葛洪同时代的人，即西晋末东晋初人。
魏晋时期社会动乱，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一批批名士被送上刑场。何晏说：“常畏大罗网，忧祸一旦并＂。
百姓们更命如鸡犬，在军阀混战和天灾下，常死于非命。而一些当权者如贾充、何曾之流却还在大谈其君臣礼法。这就更使一些思想激烈的知识分子要去思索社会苦难的根源。他们得出了社会动乱和种种灾难，归根到底是由君主制度造成的。
在鲍敬言以前，阮籍就已经提出了无君的思想。他在《大人先生传》中说： “远古开天辟地，万物并生。人们不为利益而争夺，也不会为灾害而逃避。聪明者不以智慧取胜，愚暗者也不因迟钝失败；弱者不必怕强者，强者也不欺负弱者。这是因为无君无臣，万事安定。后来有了君臣、贵贱，欺诈暴虐就产生了。制定礼法是为了束缚老百姓。官吏们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贪污强暴，不顾廉耻。”
这种否定君王礼法的思想，到了鲍敬言的《无君论》进一步发展了。
儒家学说宣扬君权神授，认为国君是上天之子；天子有无限权威，人民是不能反对的。鲍敬言认为，君主并不是天之子，而是人类中最强暴的人。他说，自然万物都是由阴阳二气而生，天尊地卑的观念是错误的。宣扬天子是上帝任命，这是想当皇帝的人编造出来的。实际上，君主只是一些强暴者。
社会上强暴者欺凌弱小者，聪明者欺诈愚昧者，于是产生了君臣。所以君主产生是“争强弱而较愚智”的结果，与天意天命没有什么相干！
鲍敬言认为，君主制度是人民饥饿贫困的根源。他说君主官吏和人民的关系好比獭和鱼、鹰和鸟。“獭多则鱼扰，鹰众则鸟乱。” 君主设立百官，老百姓就要穷困。君主官吏利用权力穷奢极欲、肆意享乐，住的是高大的宫殿，吃的是山珍海味，出门有车马，后宫有美女，搜罗奇珍异宝；而老百姓住的是茅草小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很多人穷得娶不起妻子。
君主不是神，他的财产是从哪里来的呢？还不是依赖手中权力对人民加重夺取得来的。
“奉上厚则下民贫”，君主官吏的享乐是建筑在老百姓痛苦之上的。
鲍敬言认为，君主贵族穷奢极欲，人民必然饥寒交迫。当被逼得走投无路时，就要造反。
鲍敬言最高的政治理想是无君的社会。他热情地歌颂了上古时代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无君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竞不营，无荣无辱”。“身无在公之役，家无输调之费”，“势利不萌，祸乱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设”。自由自在，安居乐业，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君主制度和这种制度造成的种种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