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两晋南北朝之儒家经学的锐变,以及玄学的兴起


 经学|两晋南北朝之儒家经学的锐变,以及玄学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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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185,《两晋南北朝史话》连载28(点击蓝字可查看上篇),欢迎收看。
01、儒家经学的锐变
儒学以孔子为宗师,是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儒家经典有 《诗经》、《尚书》、《仪礼》、《周易》、《春秋》等,成为后来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
历代学者对儒家经典的训解和阐述,称为儒家经学。
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达到统治广大汉族地区的目的,也十分重视儒学这个汉族传统思想文化。如建立汉赵国的匈奴族人刘渊,早年就读过《诗经》、《尚书》、《周易》等经学,特别喜爱《春秋左氏传》。幽、冀的一些儒生名士纷纷投靠他。
建立前赵的刘曜在长安设立太学,并亲临太学主持考试。后赵统治者石勒虽文化低,但他让儒生读史书给他听,又重用“博涉经史”的张宾为谋士。
前燕慕容廆在辽东时虚心引纳中原儒士,慕容皝让大臣子弟到学校读书,自己也到学校亲自授课。
前秦符坚统一北方后,下令恢复太学和地方学校,让公卿子弟入学,规定年俸百石以上的官,不通一经,就要罢遣。
汉人张轨建立的前凉,更是重视儒学,成为北方大乱时中原传统儒学的主要保存地。
总的来说,魏晋时期由于玄学的出现,当时儒学家多兼通道家,这是魏晋时期儒学的主要特点。
南北朝时,南北经学各有不同特点。清末刘师培说:“六朝以降,说经之书,分北学南学二派。北儒学崇实际,喜以汉儒之训说经,或直质寡文;南儒学尚浮夸,多以魏晋之注说经,故新义日出。”
西晋灭亡后,中原当权的世家大族和士人纷纷过江,这些人多崇尚儒学,又好老庄,两者结合,阐发经义不拘家法,随意发挥,这是魏晋学风的继续,是南朝经学的主要特点。当时除《诗经》、《三礼》(《仪 礼》、《周礼》、《礼记》)用郑玄笺注外,《周易》用魏国玄学家王弼注,《尚书》用《孔安国传》,《左传》用晋朝杜预注,都是魏晋人的注。
南朝经学另一个特点是因受佛教影响,把讲经记录编成讲疏、讲义,并写出比经注更详细的义疏。义疏是指广搜群书,补充旧注,究明原委,或会通古书义理,加以阐述发挥,如梁武帝撰有《群经讲疏》二百余卷,内有《周易讲疏》、《尚书大义》等。梁皇侃撰有《论语义疏》等。
南朝的这些讲疏、义疏成为唐代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的依据。
南朝经学的第三个特点是礼学发达。这与门阀制度盛行、世家大族重视等级尊卑有关。如梁经学家崔灵恩对《三礼》尤精,他任国子博士,讲授时听者常数百人。他撰《三礼义宗》三十卷,杂采郑、王之说,在当时众多礼学著作中出类拔萃。
南朝治礼学者中,又对《丧服》 特别重视。如雷次宗撰有《礼服》、庾蔚之《丧服要记》、严植之 《凶礼仪注》、顾越《丧服义疏》等。
北朝经学的特点是学风保守,撰述也少。墨守东汉旧说,以章句训诂为主,不愿别出新义。其经书中《周易》、《尚书》、《毛诗》、《三礼》用郑玄注,《左传》用服虔注,《公羊传》用何休注。
北学著名学者有徐遵明、刘献之、张吾贵、熊安生等。徐遵明讲学二十余年,传授《周易》、《尚书》、《三礼》、《左传》等,他的学生多达上万人。刘献之与张吾贵齐名,都被称为“儒宗”。刘擅长《毛诗》,作《毛诗序义》,另撰《三礼大义》、《三传略例》等。张吾贵讲《左传》,兼用杜预、服虔注,学生常有数千人。熊安生通五经,精三礼,北齐时任国子博士;在北周,任露门博士。 撰有《周礼》、《礼记》、《孝经》诸义疏。
总之,北学基本上属东汉“郑学”系统。
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写有《经学历史》,认为这一时期是“经学中衰时期”,周予同先生认为这一阶段应该说是“经学中变时期”。
 经学|两晋南北朝之儒家经学的锐变,以及玄学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