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期|方纳谈十九世纪美国的政治遗产( 二 )


 时期|方纳谈十九世纪美国的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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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林肯在去年出版的新书中,您称美国重建时期为美国的“第二次建国”。准确地说,第二次建国与第一次建国有何不同和/或相似之处?方纳:我用“第二次建国”这个表述来表示,今天的美国人应该意识到,南北战争后宪法变化的重要性不亚于第一次建国——即宪法的最初制定。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在整个美国废除了奴隶制。此前林肯的《解放奴隶宣言》将三百多万奴隶宣布为自由人,但宣言没有解放那些居住在四个边界州的七十五万名奴隶,也没有解放居住在被宣言排除的南部邦联领土上的奴隶。此外宣言只是解放了奴隶个人,但并没有废止那些创建奴隶制的州法。换句话说,解放奴隶并不完全等同于废除奴隶制。《解放奴隶宣言》说白了只是一个军事行动的措施,通过总统作为总司令行使的战争权在战时得以颁布。它在战争结束后的命运如何尚不可知。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使在该国出生的每个人都成为有权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这条修正案是自共和国早期《权利法案》建立以来对宪法最重要的修订。修正案很长,而且十分复杂,是加入宪法的最重要的修正案。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的核心是第一款,它将出生地公民资格的原则写入宪法之中,并禁止州侵犯与联邦公民相关的特权或豁免权,禁止州拒绝给予本州的任何人——不光是公民——平等的法律保护,或不经正当法律程序剥夺他们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在最近的数十年里,联邦法院利用这一修正案扩展了数个群体的法律权利——最近的案例涉及同性恋男女的权利——而不只是前奴隶的权利。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关于同性恋者有结婚权的判决的法律基础就是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扩大了非裔美国人的投票权。这些是宪法的深刻变化,这个宪法在其原始的形态中是保护奴隶制的。他们使《宪法》成为一份当美国人感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可以诉诸保护的文件。您在哥伦比亚大学庆祝您的学术成就的仪式上发表过讲话,其中提到了一个感人但又令人困惑的轶事:您将参加电视节目《科尔波特报告》获得的一百美元酬金捐给了纽约布朗克斯区的一所小学,因为那里的小学音乐老师买不起乐谱。您提出了一个关于美国应如何排列优先选择的问题:教育为先,还是军事力量为先?您认为,美国将如何解决财富分配极端不平衡和经济鸿沟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学到什么?还是说,这样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方纳:经济不平等是当今美国的一个主要问题,需要我们的政治领导人解决。我不是经济学家,不能提出具体的对策。但是首要的条件是政治领导力——我们需要有愿意解决这个问题的领导人,并面对它可能给美国民主带来的危险。在美国,财富掌握在越来越少数的人手中;不同种族的人并不享有同等程度的经济机会和财富。这需要改变。鉴于目前美国的情况,尤其是面对新冠大流行的领导力危机,以及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去世引发的反对种族主义的广泛抗议,历史学家如何帮助人们理解这些情况?换句话说,美国人可以从美国的过去中学到什么历史教训?方纳:乔治·弗洛伊德死后出现的群众运动可以从我们的历史中吸取两个有些矛盾的教训。其一是,变革通常是由于社会运动的努力而实现的,而社会运动通常由前瞻性的政治领导人协助。废奴运动和林肯领导力的结合——加上奴隶本身的抵抗——是摧毁奴隶制的必要条件。但是另一方面,第二个教训是进步并非不可逆转。权利可以获得,权利也可以被剥夺,就像重建时期结束以后美国黑人经历得那样。一位中国历史学家评论说,警察跪压乔治·弗洛伊德致其死亡,就像是以法律和秩序名义进行的现代私刑行为。您同意这样的评论吗?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这样的举动似乎是难以理解的。种族主义植根于美国的生活、法律和秩序究竟有多深?方纳: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种族主义在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和执法部门中无处不在。杀害乔治·弗洛伊德这样的事件非常普遍。被监禁的美国黑人比白人多得多。许多警察对待黑人与对待白人的方式截然不同。这些差异可以追溯到奴隶制时代,至今仍根植于美国人的生活中。(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