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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方纳（邵仄炯绘）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席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他是当代美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在美国内战史、重建史、非裔美国人史、政治文化史等领域著述颇丰，成就斐然，两度获得班克罗夫特奖（Bancroft Prize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Diplomacy），一次获得普利策奖。近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希编译的方纳北大演讲集《19世纪美国的政治遗产》出版，王希教授应《上海书评》之邀采访方纳先生，从十九世纪美国的反奴隶制斗争谈到了当下因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而在全美爆发的“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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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美国的政治遗产》，[美]埃里克·方纳著，王希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189页，48.00元您的六十年职业生涯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十九世纪美国的历史。这段时期对您来说为何如此重要？换句话说，为什么人们（包括美国人和其他人）要关心这段时期？方纳：十九世纪，尤其是我们所谓的美国内战时期，对于了解今天的美国至关重要。现代美国诞生于内战期间，国家的力量及其国家对美国人生活的影响都比战前要大得多。内战带来的一些基本问题今天仍在辩论之中——谁是公民；谁应有权投票；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之间有什么联系；如何清除奴隶制给美国社会留下的遗产；这些随着四百万奴隶的解放而成为争议不休的问题。我们至今仍在应对美国种族奴役的长期后果。您有很多关于美国内战及重建时期的著作。能否请您为读者简要描述或总结一下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遗产？方纳：那个时代留下了两个最重要的遗产，一是美国民族国家的幸存（亦即十一个蓄奴州试图建立另一个属于自己的新民族国家的努力宣告失败），另外一个是奴隶制的瓦解，它在此前的两个世纪曾对美国人的生活具有全方位的影响。此外还有一项遗产，战后重建时期美国经历了跨种族民主的首次尝试。宪法被修订，联邦法律被重新制定，目的是把公民的定义从种族观念中分离出来，并赋予包括黑人在内的所有美国人以平等的政治和公民权利，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最后一项遗产后来受到挑战，在南部基本上被废除，但是争取种族正义的斗争一直持续到今天。您的第一篇演讲中提到，美国的历史开始于一个明显而根深蒂固的矛盾中，即自由与奴隶制并存。能否请您向读者解释一下，这如何可能？以及，为什么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继续在这种矛盾中生活下去就不再可能了？方纳：托马斯·杰斐逊的一生就体现了奴隶制与自由的并存。在1776年的《独立宣言》中，他宣布新的美利坚民族立足于“人人平等”的原则。但是在那个时候，美国的奴隶人口有五十万，杰斐逊本人就拥有一百多个奴隶。美国的许多位国父都是奴隶主。有人希望奴隶制将来会自动消失。但是国家的经济与奴隶制紧紧绑定在一起——在南部，奴隶进行劳作的大型种植园是南部经济的核心；在北部，奴隶制的规模较小，最终将被废除，但北部商人和其他人也通过销售奴隶们种的庄稼而获利。种族主义有助于解释这种矛盾。许多美国白人认为黑人没有能力自由生活，因此奴隶制没有违反平等原则。奴隶制被认为是非洲人后裔的自然状态。美国革命曾第一次将奴隶制变成了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公众辩论议题，激起了对虚伪的自由观的批判；但当革命激发的反对奴隶制的冲动消失之后，奴隶制问题逐渐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销声匿迹了。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随着废奴主义运动的兴起，奴隶制问题才重新回到联邦的政治议程中来。在废奴主义运动中，奴隶制的批评者放弃了渐进式的废奴措施，而是要求立即和彻底地废除奴隶制。这些反对奴隶制的斗争给个人自由、政治共同体和与美国公民地位相关的权利等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概念带来了新的内容。废奴主义者提出了一系列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备受谴责的思想，但这些思想在三十年后被重建时代的法律和宪法修正案所吸收，即凡是出生在美国的人都有权利成为美国公民；凡是美国公民，无论属于任何种族，都应享有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反对奴隶制的斗争要求对整个民族共同体（nation）进行重新定义，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为坚定的是废奴主义队伍中的黑人成员，他们为此发明了一套新的关于自由的理解，远远超出了同时代大多数白人对自由的理解。塞缪尔·柯尼什写道：“自由与奴隶制的真正战场，是对肤色的歧视。”黑人废奴主义者和广大的自由黑人也批驳了把美国看成自由的领土的说法。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作为美墨战争的结果，一大片新的领土并入美国版图，奴隶制在联邦中的地位再次成为一个具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发起争论的政治人物使用了“自由土地”的话语——不允许奴隶制在新获得的联邦领土上存在——而这一措施打算保护的对象却是那些希望移居到西部的白人定居者。对成千上万北部人来说，移居西部可以给他们带来改变自身经济地位的希望，有助于维持和重建经济独立。如果任凭奴隶种植园主占领西部最肥沃的土地，北部移民将事实上处于被封堵的状态。这一次争论被1850年的妥协平息，国会命当地居民自行决定是否允许奴隶制存在。但四年后的1854年，国会批准了新的法案，将美国中部地带一大片新的联邦领土向奴隶制开放。这一法案实施以后，美国政治经历了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重组，辉格党彻底瓦解，共和党凭借要永远禁止奴隶制任意蔓延的党纲成为引人注目的显赫大党，但共和党的兴起使南北区域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紧张。在内战前夕，美国的奴隶人口达到将近四百万人，美国南部成为现代世界中奴隶人口最多、奴隶主权力最大的奴隶制社会。1860年，奴隶作为财产所含有的经济价值超过了美国人在铁路业、银行业和工厂所有投资的总和。随着十九世纪历史的不断延伸，南部各州之间也越来越紧密地被奴隶制捆绑在一起，它们关闭了几乎所有通向自由的通道，强化了管理奴隶生活和劳动的法律。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南部领袖们使尽浑身解数来强化奴隶制的联结功能。相比于在一个由自己的对手统治的国家里接受少数派的地位，棉花生产占主导地位的南部腹地的政客们大胆地提出了区域独立的主张。他们相信，处于危险之中的不单是一场总统选举的结果，而是南部的一整套生活方式。在林肯当选总统后几个星期之内，南部腹地的七个州退出了联邦，组成“美利坚邦联国”，1861年4月12日，南部邦联的大炮开始攻击桑姆特堡，美国内战拉开序幕。双方在最初都没有料到，战争将推动美国加速走上解放奴隶的道路。您在第二讲中讨论的地下铁路的故事令人惊叹。那些曾经帮助奴隶逃跑的废奴主义者如何说服自己，他们在做正确的事情？哪怕他们所做的是违反州或联邦法律的事情。方纳：每个国家都会不时地辩论一个人在面对不公正法律时应承担的义务问题。废奴主义者认为，有一个“更高的法律”——上帝或道德的法律——是应该在人类创造的法律之上的。他们相信，当他们帮助奴隶逃离奴隶制、获得自由时，他们遵循的是更高的法律。当然，逃跑的奴隶们并不认为他们有义务遵守奴隶制法律——毕竟，他们在这些法律被制定和被实施的时候根本没有发言权。一个世纪后，马丁·路德·金将使用“公民不服从”——即拒绝遵守不公正的法律——作为民权运动的主要策略。林肯的演讲有力地论证了林肯具有“成长能力”，这是现在我们看来对于所有优秀的政治领导人而言都非常重要的一种品质。林肯是如何获得这种能力的？十九世纪的美国政治文化如何促成这种成长？还是说，这碰巧或纯粹是林肯个人的特点？方纳：要确切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如何形成往往是很难的。林肯很早就表现出了开放的胸怀，愿意在思想不可行的情况下改变观点，并且对批评意见虚怀若谷。并非每个政治领导人都具有这些素质。但正如林肯所说，在诸如内战之类的重大民族危机中，“寂静无声的过去留下的教条，已经无力应对当前的疾风暴雨……既然我们面临新的情况，我们必须具备新的思考，并采取新的行动。我们必须首先解放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必须拯救我们的国家”。他们迫切需要新的想法——要想打赢这场战争，最重要的是必须摧毁奴隶制，这是南部经济的基础。林肯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并且《解放奴隶宣言》向众人宣告，在这方面，战争的目的和性质已经改变。《解放奴隶宣言》与林肯在以前发表的各种与奴隶制相关的声明和政策都有显著的不同。它抛弃了在解放奴隶的进程中寻求奴隶主的合作的思想，也不再忠诚于联邦和背叛联邦的奴隶主进行区分。它要求立即解放奴隶，而不是采用渐进的方式，不再提及给予奴隶主以必要的经济补偿，也不再提及将获得解放的奴隶移居海外的计划。它第一次授权联邦军队征召黑人士兵。宣言启动了一个历史进程，通过这一进程，二十万黑人将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加入联邦陆军和海军之中，在联邦争取胜利的斗争中扮演关键的角色。《解放奴隶宣言》从根本上改变了内战的性质。它将消灭奴隶制变成了联邦军队的一个目的。它不带补偿地将当时美国的最大一笔私有财产化为乌有。它将自由的理想与一个民族国家之间的认同关系清楚地建立起来，而民族国家的权力将随着战争的进展而得到极大的扩大。宣言成为内战的转折点，也成为林肯对自己历史角色认知的一个转折点。如果我们说的“伟大解放者”是指某人一生中都在等待废除奴隶制的机会的话，那么林肯绝不是这样的人。如果“伟大解放者”指的是他仅凭大笔一挥就立即解放了四百万奴隶的话，他也不是这样的人。更好的说法应该是，林肯最终变成了“伟大解放者”——他接受了历史抛给他的机会，而且从此力图实现历史对他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