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五|宋瓷的骄傲与叹息名窑|明清|宋瓷|刘涛|骄傲

当阳峪窑白地剔黑花缠枝牡丹纹瓶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刘涛表示，传统的“瓷学”是学问，而今天的古陶瓷研究是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瓷学”与一般金石学相似，都注重器物著录、鉴评和文献考订。由于对象主要是历史上的名窑佳器，更多带有寻宝、鉴赏的意趣，因而它只是零散的知识，并未形成系统完整的学科。同时，由于历史局限，它的一些说法和观点在今天看来也早已过时。刘涛举例说：“如今很多人都知道‘宋代五大名窑’，也就是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和定窑，这好像已成为常识了。其实，这个说法最早出自明清时期的瓷书，只不过是把古人所说的‘五大名窑’中的‘柴窑’换成了‘钧窑’。为何要换下‘柴窑’？因为它始终不见踪影，直到今天也没发现一件被大家都承认的‘柴瓷’，它很可能只是一个传说和神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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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窑刻花鸭戏纹盘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旧藏“但即使这样，‘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也还是靠不住的。”刘涛表示，今天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已基本证实，像故宫收藏的那种最典型的哥窑瓷器多为元代制品，钧窑的代表性产品“官钧”的年代则可能晚到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甚至明中期的成化年间可能仍有烧造。“官钧”年代“永宣说”，是深圳学者提出来的，这个观点得到海内外学界广泛关注，认同度也正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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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窑油滴盏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刘涛说：“传统瓷学更多带有寻宝、鉴赏的意趣，而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感官偏于古朴典雅一路。这样，像汝、官、哥、定等釉色简素的宋瓷就正合其口味。但作为现代文物考古学概念，‘宋代五大名窑’的提法就显得极不合理、极不科学了。我们知道，宋代制瓷业十分发达，具体表现在南北窑场林立，名瓷迭出，除汝窑和官窑青瓷、定窑白瓷外，还有耀州窑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龙泉窑青瓷以及建窑和吉州窑黑釉瓷等等。宋瓷的整体风貌和成就，绝非‘五大名窑’所能概括。”至于说“宋代五大名窑”现已成为常识的问题，刘涛表示理解，他说：“这个也很正常，在文物考古学科中，一个常识等它传播开来而被更多人接受时，也差不多成‘谬种’了。也就是说，被新的常识推翻了。比如清末民初时，‘魏晋有瓷’是常识，可后来经考古证实，东汉晚期江南一些地方的瓷器已相当成熟了，再后来又发现‘原始瓷’的出现竟可追溯到商周时代。因此可说，在文物考古学界，所谓常识往往不过是一个阶段性的认识罢了；而挑战‘常识’，不断修正甚至重写历史，也才正是文物考古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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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瓷享有很高的声誉，而今更成为中国优秀传统工艺文化的一个符号，它与其他朝代、特别是明清时期的瓷器在工艺面貌和审美品格上有何不同？刘涛认为，宋瓷以一色纯净的“单色釉”取胜，明清瓷则以五光十色的彩饰见长。宋瓷清雅俊秀，明清瓷华丽繁缛。在中国美学史上，宋瓷代表的那种美感，有着更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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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窑青白瓷仕女枕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刘涛说：“宋瓷比之于明清瓷更受推重。我们知道，两宋是一个世俗生活愈益精致化和‘诗化’的时代，崇古之风盛行，文人士大夫所关怀的寻常事物中也浸入古人的风雅与情致。而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到工艺产品的精神取向。如官窑、贡器及其他制作考究的青瓷、白瓷等，主要靠釉色取胜，追摹青铜器、银器、漆器和玉器的形制、颜色和质感。即使是热衷于装饰的普通民用瓷，也表现出一种美而不艳、华而不靡的美感。”刘涛表示，关于宋瓷与明清瓷的审美，“这个话题聊起来虽有趣却并不轻松。我的小书里有篇这样的文字，不太长的篇幅，竟然前后写了10多年之久。”他说：“明清时期鉴藏风气和文人趣味都较两宋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清代，宫廷工艺以‘贵’为美的装饰风格推向极致并影响到几乎整个清代的工艺生态。这一点与两宋以及晚明时代由文人士大夫和民间艺人引领文化消费潮流的情况迥然不同。宫廷工艺的价值取向，是‘明尊卑，别贵贱’，因此它往往最大限度地追求材料的珍奇、工艺的精致和完美。我们说，美与工艺的关系，有时是疏离的或相悖的，高超的工艺是双刃剑，它能创造美，也能毁灭美，当工艺一旦越过‘合目的性’的界限，就容易走到美的反面。过分雕琢，这也是清代瓷器，特别是乾隆以来的官窑瓷器为人诟病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