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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功立业,是千百年来很多人的人生去向,在这种梦想的号召下,涌现出很多英雄豪杰,他们确实创立了丰功伟绩。可是,杰出的功绩,时常是危险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亡,谋臣忘;功高震主者身败。韩信、岳飞、李善长等一大批仁人志土不清楚这其中的含义,所以被杀。张良、范蠡、韩世忠、石守信等智者深知上述哲理,急流勇退,去官归隐,所以,荷全性命,更以广阔的心胸,引起后人敬仰。还有一种走计,叫做“弃权”,常用于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外交场合。在评比、选举或决策制定等事件中,各路诸侯争权夺利,都想以自己的意志控制局势。可能弱小,哪一方都得罪不起,可能尽管强大,但哪一路神仙也不敢冒犯,便宣布放弃参与表态的权利,在保留建议的同时,保留了其他许多东西,说不准还能坐享渔翁之利。身为企业决策者,当企业在危难时刻时,要有胆有谋,看准新的门路,当机立断,执行战略转移,及时转产,调整投资方向,企业才能走出困境,化危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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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日立公司为了壮大企业规模,发展生产,在购买新建厂房、建筑材料、新添置设备上投入大量资金。这时,正赶上了20世纪60年代初整个日本经济危机时期,现有产品滞销,卖不出去,扩大企业规模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面对这一严峻情形,日立公司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继续投资;另一条路是停止投资施工。日立公司经过大家仔细研究、分析、调查,最终,果断决定走后一条路,停止投资执行战略目标转移,把资金投放到其他方面,积聚财力,伺机发展。经过实践表明,日立公司的决策是对的。从1962年开始,日本三大电器公司中的东芝和三菱的销售额都有明显下降,可是日立却一直到1964年依旧继续上涨。进入20世起60年代后半期,一个新的经济复苏时期来临了,蓄势已久的日立抓住机遇积极投资,1967年投入了102亿日元,1968年上半年营业额就冲破了千亿大关,达1220亿日元。从总的效益上看,1966至1970年,5年内销售额上升了17倍,利润上升了1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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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服装厂原来只是一个拥有百余人的集体企业,产品曾一度滞销堆压,资金无法周转,生产差不多处于瘫痪状态,该如何是好?厂领导从市场调查中发现,服装行业高手如林,竞争激烈,本厂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力量薄弱,难以与其抗衡,如继续生产服装,势必走向绝境,无异于在一棵树上吊死。所以,他们依据市场情形和本厂条件,转产以手工操作为主,生产大企业不情愿生产的酒心巧克力。产品拿到市场试销,前来订购者峰拥而至。当月投资生产,当月盈利,企业转死为生。古人云“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为俊杰”,有时候还要明白顺流而下的哲理,避免与敌手正面相撞,使自己得不偿失。事实上,换句话来说是一种“走”的艺术。走或不走有时确实要费一番思量。该走的时候不走,不该走的时候又走了,都会产生遗憾。因此,“走”也是一门技巧,既要掌握时机,也要靠点运气,才能走得恰到好处,走得理直气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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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朱元璋夺取天下,治理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刘伯温在大功告成之后,屡次上书请求告老还乡,其原因也是主动与被动两种原因相冲突促成的结果。洪武三年(1371年),朱元璋授予刘伯温弘文馆学士,任命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诚意伯。刘伯温为了避开朝廷官场斗争的不测之灾,随即上书明太祖,请求辞仕归隐居山林。原因有二:其一是青少年立下的报国志得以实现,位至开国功臣之列。其二是他生来率直刚正、嫉恶如仇的思想性格,在为朱元璋出谋献计时曾得罪过不少人,像宰相李善长、胡惟庸等人,就是对明太祖朱元璋,他也往往直谏不讳。所以,他想早点从官场的旋涡中抽出身来,罢官还乡。洪武四年二月,刘伯温回到浙江青田南田山(现在的浙江省文成县)故乡,在乡间每日诵书作诗,饮酒下棋,谢绝同一切官府接触,静心修养,乐哉快哉。说刘伯温上书请求辞职含有被迫因素,还可以从他后来被朱元璋剥夺俸薪一事加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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